王达三

一个即使不鼓吹西方世界把中国当作敌人但至少也要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外国学者，在其逝后能得到中国学者和网友发自内心的哀悼与纪念，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只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一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法逃避的历史性难题或遗产：我们是谁？

亨氏生前迷恋社会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建构，但其成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揭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命题却始终如幽灵般折磨着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亨氏开出的“药方”是实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才能最终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亨氏这样的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动乱”，绝非是实行“西方化”的缘故，而是因为“西方化”还不够彻底。

亨氏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现代化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时，人们应该如何构建“世界秩序”？他的分析和预言令人不寒而栗，在他看来，一度被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文明冲突”却成为正在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虽然使亨氏毁誉参半，但“9·11”事件让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恰恰是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亨氏虽然承认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但更认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结论是“世界秩序”必须奠基在西方文明和美国霸权主导之上。

然而，其他文明或国家的希望在于美国能尊重他者的文明传统和发展模式，而不是要求美国人放弃“美国信条”。相反，世界上信奉“美国信条”的大有人在，而且千方百计拥入美国追逐自己的“美国梦”。结果是，在美国信奉着不同宗教和操持着不同语言的各种肤色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对以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为主的美国文化构成了严峻挑战，而且有可能造成美国共识的脆弱与破裂，进而导致美国社会分裂和国家衰落。正是基于上述忧虑，促成了扛鼎之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此书的结论可想而知：必须通过强化WASP文化教育、英语教育等多种途径重振美国的国家特性。

尽管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风靡全球，并对其他国家人们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我们是谁”的世界性追问却远没形成气候。对西方文化浸染日久丧失追问能力也好，趋之若鹜不愿追问也罢，问题是没有每个国家民族内部“小”的“我们是谁”的追问，就不可能有基于自主和平等之上的“大”的或人类意义上的“我们是谁”的共识，也就不可能带来稳定和谐的“世界秩序”。至于把“我们是谁”简单等同于“文明冲突”的现象，带来的则是世界的“暴力化”，更是无可取之处。

亨氏“我们是谁”的追问，对急速奔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人而言尤为珍贵：一则是受到他者文化冲击的美国人都在追问“我们是谁”，而受西方文化严重冲击的我们却仍然毫无知觉；二则是在我们百余年来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已经把维系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传统文化打得七零八落，需要我们花费大功夫来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