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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寒冬冻结全球“跳槽潮”

2009-01-05

环球时报 2009-01-05
关键词:跳槽工作企业

本报驻印度、德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特派特约记者 王磊 青木 刘剑利 刘左元 孙秀萍

一到岁末年初,各国职场上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跳槽”了。尽管人才自由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在全球就成为大趋势,企业也对跳槽者的“忠诚度”越来越宽容,但“拿了红包就走”,甚至带走企业技术或商业秘密的“突发事件”还是会让企业感到头疼。今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罕见的失业潮让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跳槽潮”正被这个经济寒冬冻结。有媒体直言,很多国家的职场人士已把“保住职位”当成首要任务,跳槽念头已被如何更好地“卧槽”取代,尽管对企业未必十分满意,但还是要做出“以不变应万变”的慎重姿态来。

跳槽不取决于性别,而在年龄

“跳槽”的英文表述有时用“job-hopping”,而“hop”通常形容小鸟或青蛙跳跃。类似中国谚语“人挪活,树挪死”,俄罗斯的谚语是“鱼往更深处游,人往更好处走”。英文中也有“滚石无苔”这样的谚语,说的却是见异思迁,终无所得。德语里也有一些短语经常来形容跳槽,如“跳一跳,接近成功”、“遇到毒蛇,溜之大吉”、“在自己熟悉的航道上行船”等。

德国劳动部官员巴洛妮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全球跳槽最多的是金融业、IT业、机械工程师等专业人才,一般来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跳槽相对要少。巴洛妮说,跳槽最多的时候是经济上升的时候,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少的是1929年金融危机、二战等时期以及前两年失业高潮期间。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几位社会学家两年前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半数企业员工都有跳槽到条件更好的单位的打算。这些专家认为,对雇主的忠诚度并不取决于性别,更多的取决于年龄,员工年纪越轻,其对工作的忠诚度越低。年龄在18至24岁的被访者中有68%的人准备换到条件更好的单位工作,只有16%的人忠诚于雇主。贸易、金融、传媒等行业成为俄就业市场中的“青春饭”行业,跳槽风气最甚。俄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校长雅罗斯拉夫·库兹明认为,“高报酬和良好的社会地位”正逐渐成为俄罗斯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公务员、医生和律师等行业从业人员跳槽的可能性较小。

跳槽冲击了一些行业的人员稳定,也带动了一些相关新行业的发展,如猎头公司。据巴洛妮讲,德国目前有2000家左右官方或私营的职业介绍所和猎头公司。除了企业中层和初级员工常把跳槽当成改善工作状态的手段外,最近几年世界上还发生过很多“总裁跳槽”的案例。可口可乐前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史蒂文·海尔就是从时代华纳广播系统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这个高级职位跳过来的。有的“跳槽总裁”表示,跳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找到更好的施展自己经营理念的用武之地。跳槽客观上,对个人发展有好的一面,对一些行业来说,也带来了创新和发展。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曾坦言:“我在东芝工作的32年中,曾有8次想要跳槽。”他的观点是,一个人每工作4年就要面对一个转折点,每到这个时候“都可能会需要一个新的挑战来刺激自己”。

发达国家跳槽相对少一些

跳槽不仅仅是寻求新挑战和新刺激,这个现象背后还有社会和经济原因。莫斯科大学的社会学教师玛格丽特认为,俄罗斯跳槽文化的根源跟俄社会制度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集体研究部负责人尤利娅·韦尔利娜在接受俄《新闻报》采访时表示,雇主们认为,忠诚的员工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换工作的,另一种是只有在“理由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才会换工作的。从事IT行业的伊万就属于经常换工作的“跳槽族”,大学毕业不到2年,伊万就换过5份工作。伊万说:“对于年轻人来说,跳槽频繁是很正常的,谁给我开的薪水高,我就为谁工作。”

安德烈在俄罗斯一家贸易公司的人事部门工作,他告诉记者:“苏联解体后,经历过两次经济危机的俄罗斯人,就像被扔进水里的老鼠,如果不学会游泳,怎么能活下去?那时候人们脑子里只有失业,没有跳槽的概念。”他认为,虽然从企业的角度考虑,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对业务开展没有好处,但是生意场上难以避免竞争对手的“挖人”和员工不满等问题,“相对来说,外国员工和高学历的员工经常会换工作,结过婚的员工要跳槽就比较慎重。”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即使美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有优厚的社保体制,还是有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才在不断寻找更适合自己或更具有挑战的机会,这一点从北美著名招聘服务网站“Monster.com”上为数众多的简历就可以感觉到。总的来说,相比俄罗斯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发达国家员工为一个雇主供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美国人口普查局2007年的一项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至少改变过一次职业。德国智库科隆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全欧洲跳槽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德国员工在其公司的任职时间平均达10.5年,英国为7.8年。加拿大官方的一项统计表明,在1999年至2005年期间,员工为一个雇主服务的平均时间为96个月到98个月之间,也就是8年左右。加拿大各个行业的收入标准都很透明,也很规范,因此为了追求改善待遇而跳槽的情况不多。此外,在加拿大,包括汽车销售、房地产租赁、社会服务等行业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进修,在获取专业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后才能被雇主录取,这也让跨行业跳槽的现象很少发生。

企业绞尽脑汁应对跳槽纠纷

印度著名商务咨询公司“易唯思”去年7月底公布的调查显示,目前在印度,商务外包业、IT外包业和知识流程外包业是近年来跳槽比较集中的行业。但大部分从业人员认为,在同一个公司内从事多种工作,要好于到不同的公司去工作,每24个月就换一次工作的话,会严重影响工作的动力和财富的积累。“易唯思”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85%的公司经理认为,雇员对公司的忠诚度是他们衡量员工的最重要指标,87%的经理认为,在工作的前10年当中,所供职的公司不应该超过3家。

中国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驻印度代表处的负责人员表示,近半年以来,由于经济形势堪忧,印度国内的失业率也在上升,且为具备从业资质人员提供发展平台的公司的容量有限,华为印度分公司的印度本地雇员的跳槽情况有所缓解。在这之前,公司的印度雇员跳槽一直是个很普遍的现象,绝大部分人跳槽的目标就是更高的薪水。印度雇员对公司的忠诚度很低,他们在找到工作的同时,个人简历仍然挂在网上交流,随时准备跳到一家新的公司。对此,企业能做的只有宽容。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日本。最近几年,日本公司传统的终身雇用制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跳槽正成为一种受到关注的社会现象。日本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常问《环球时报》记者:“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跳槽?我们公司聘用他,经过几年培养好不容易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很多中国人因为其他公司给的薪水高一点儿就不干了,这真让我们头疼。公司培养他们,他们应该知恩图报啊。”在他们看来,跳槽是一种很不道德的现象,是对公司的背叛。所以,在日本只有“转职”这个词汇,而没有“跳槽”这样的专用词汇。很多日本企业过去认为,员工应该忠实于企业,而企业也要为员工负责一生,彼此互相依存。但随着外资公司在日本大量出现,加上日本企业聘用外籍员工越来越多,日本人“干得不开心就跳槽”的现象也多了起来。在日本,与“转职”相关联的是“养杀”一词。所谓“养杀”是指即使某技术人员已不能再在原有工作岗位发挥作用,但公司依旧不辞退他,而是把他调转到其他部门养着。这种做法多发生在一些以技术专利性和保密性为生存根本的公司,但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也让被“养杀”的专业人员因为有力无处使而十分烦恼。

日本企业的“养杀”有其现实原因。近年来,因为职工跳槽而引发的涉及商业秘密的纠纷日益增多。有关统计显示,在涉及各国商业秘密的案件中,有80%是因为职工跳槽时顺手带走商业秘密引发的。“跳槽也带来法律纠纷。”德国劳动部官员巴洛妮举例说,前几年,德国某汽车企业的一个工程师团队集体跳槽到了另一家汽车企业,前者控告这些人带走了机密设计文件,两家企业为此还打官司。俄企人事部门的安德烈则表示,生意就是生意,公司和员工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安德烈称,多数情况下,签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如果因为跳槽产生法律纠纷,公司都会采取严厉手段,“不然其他员工会纷纷仿效,企业管理就混乱了”。

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放弃“跳槽”计划

除了个人的原因和考虑外,各家公司在年初举行的招聘也最多,自然推动了“跳槽潮”的出现。但包括中国在内,2009年各国可能暂时难以见到往年的“跳槽潮”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去年年底援引中华英才网的调查数据说,往年春节前后约有60%的中国职场人士着手酝酿跳槽,但最近有27.1%的人表示将延迟跳槽计划,更有9.7%的人索性取消计划,选择“卧槽”。在国内某知名证券机构工作的张先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股市最火的时候,金融机构跳槽的人不少,但现在大家都“老老实实待着了”。个别行业也有例外。国内一位资深广告经理说:“很多人已经找好下家,就等着拿了红包走人了。广告行业不同其他行业,虽然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但从业人员还是哪挣钱多就去哪里。”

德国《商报》近日报道说,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中层企业管理人员普遍更趋向于努力守住自己目前在企业中的位置,推迟或放弃跳槽。尽管有52%的德国人对自己企业在危机中的表现不满意,但他们宁可选择“卧槽”,也不愿失去现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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