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苏

我小时候住的四合院，正房建在基座之上，比院子的地面高出一两尺，正中有三级浅浅的台阶，宽约五尺。

台阶是给正经人走的，男孩到了七八岁，就开始无视这一安排，偏从没台阶的地方直接跳上基座。基座上铺着彩色瓷砖，有两根黑色的方木柱，正好是张挂楹联的地方。东边柱子上是“天增岁月人增寿”，西边的下联是“春满人间福满门”，居中横梁上横批四个大字“万象更新”。小毛的爸爸是大学问家、大书法家，搬到我们院之前是《大公报》总编。年年四邻公推他写柱子上的楹联。如果有人揭了保存到现在，当然是无价的墨宝。“文革”起来，造反派说这是反动对联，小毛的爸爸很和善地说：“不反动吧?总不成万象更旧?”

基座上有不小的面积，皆在屋檐之下。北、东、西开着三扇门，原本应该是这院人家的长者所居。长者肯定走台阶，大摇二摆从正门出入，所以正门很宽，为双扇开合，东西两边的侧门，在屋檐遮蔽之下相对而设，这与北京四合院的正房不同，北京是正门与侧门并列，而太原的这个院，则是东西房门与正门呈90度，构图上是一个合抱的样子。

我记事时，我家住在正房中间的房里。那时四合院已姓了公，早没有尊卑长幼的讲究了，只要能塞进去住户就行。所以，东边是郭大娘一家，西边是天津老王一家。三家其实从屋内就可通达，为分户计，三家人只好于屋内但设门处都摆上难以挪动的家具，比如床，柜子之类。借这些家什把门封住，只留一个走到屋檐下的出口。我上四年级时，我家与西屋的叔叔家换了房，因为我家人口少。而西屋的叔叔家则刚添了新丁，我们两家很要好，包括上一辈和我们这辈。换了房两家都方便，谁也不会斤斤计较。

用今天的标准，那时的住家没多少功能。谁家也没客厅，没起居室，家就是卧室而已。卧室同时还是餐厅甚至灶房。

院子才是大家共用的客厅。没有外客的时候，大家就在院里的树下聊天，小孩子们在院里玩耍，女孩玩过家家，长大一点儿就跳皮筋或拽包。树与树之间拴着皮筋，女孩过来过去总不免飞腿跳上几下，之后又做别的事去了。男孩居然在院儿里学骑自行车，不是撞了这家的煤池，便是直接闯入另一家的竹门帘。大人们午睡前往往会在外边小坐。不论天好天坏，主妇们中午会坐在院子的基座上织毛衣。那里毕竟高些、亮些，也暖和些，还不怕雨雪。

大家一律管基座之上叫“上面”。我幼时常在基座上呆坐，有时候是在看着雨或树梢发愁，有时候是在那儿坐盆盆(如厕)，更多的时候是两样合一。老保姆把基座上的瓷砖用拖把擦得贼亮，但上面也不免放置着白菜、煤糕和各种杂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原先住在别院洋楼上的父母给轰回来了，西屋里住不下他们，恰好基座上东侧小房空着，他们便住在那里。

当时我常常被叫到那间屋里为父亲抄材料。小房里还有些“资产阶级”余韵，窗下有两个沙发，中间摆着写字台，写字台后边是席梦思床，写字台仍然是玻璃台面，上边有绿玻璃罩台灯。还有热热的真空胆瓶沏的红茶。墙角的紫檀木花架上还有一盆兰花。房子非常拥挤但很温馨。可惜我进来只能抄材料。材料就是检讨，不，当时的形势已经是认罪书了。鉴于这等情形，父母这间小屋兄妹一般不敢擅进，只有我能奉招而入。

忽一天夜里醒来，听得有人由东边花栏墙跃入，打开院门，接着径奔我所在的西屋砸门，我赶紧下床把门打开，一个怒气冲天的人连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冲我喝道：“人呢?”威胁的口吻很重。我虽然十三四岁，到底也是个男人。我没有回答，返身向床走去，不紧不慢地钻进棉被，在被子里才抬起头来跟他说：“我不知道。”当时是隆冬天气，那人也不好说什么。岂料，应着我的话音，父亲已从基座上那间小房进来了。

于是半夜三更抄起家来。翻箱倒柜，摔盆打碗，来人有男有女，点着名要《金瓶梅》。那时我丝毫不晓得《金瓶梅》是什么。现在想，就是那几个男女造反造得半夜来了“火”，怎么折腾也不够刺激，不知何方高人告诉他们，天下有这么本奇书，于是便欲火熊熊地奔文联宿舍来了，一心以为画家的家里必有《金瓶梅》甚至春宫图。

交不出《金瓶梅》，父母别想再住上面那间小屋了。西屋再挤，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挤了，那帮人立刻把父母从上边的小屋轰了出来，什么家具也不许搬，他们自己住了进去，把门一闩，便听得男男女女在里边闹闹嚷嚷了一整夜。

深更半夜，家里满是字纸，瓶倒桌子翻，连面缸里的面都被舀出来泼洒在地上，可见其欲火中烧，可见其力比多发作到何种地步。我们完全无心收拾，便相与枕胡乱睡了。

天亮一看，那间小屋已被砸得近乎稀烂了，原来是他们的对头追将过来，在小屋大战数合，之后双方弃屋而去。不知又斗到何处去了。

鉴于陈迹过惨，加上几经被撵，父母宁愿缩到撵无可撵之处，说什么也不愿上去住了。于是我和我哥进去，先安好从门框上掉下来的门，再用硬纸壳钉上了窗户，房里的一切木器全都砸成了劈柴。我们扫出碎玻璃片，支了两张单人床，从此成了我和我哥的宿舍。这也是我独立于大人，有自己独立空间的开始。

以此为标志，我乃进入少年，持续到十七岁下放插队以前。

由于在基座之上，全院人都管这间房子叫做“上面小房”。简称“上面”。

我和我哥有了一个书架，我们从家里的角落里乱找，居然凑出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增图补注绣像石头记》全套两函。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甚至还有拜伦的《堂·璜》、但丁的《神曲》等等，此外，《译文》杂志凑够了柜子的半层。另一半则为《诗刊》所占。当然没有《金瓶梅》。这些残存的书不仅我们看，也成了吸引我哥许多同学的磁铁。于是这间经历了洗劫的小房竟然热闹起来，也渐渐有了安全感，因为有这么多人捍卫着。天天有他的同学来，并且高谈阔论。他们已经十八九岁了，与我大不同，老在考虑前程，甚至也有人考虑爱情。

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只比我大三岁的人，为什么那么老成?以至到今天我还觉得，我们之间有个区别，即，他们永远是中学生，我们永远是小学生。他们属于有队伍的人，总怕掉队，好像什么都等不及，要工作!要爱!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结果工作没好工作，凡谋了爱情的也一律自讨苦吃。还不如我们，我们没来得及属于什么队伍，永远不担心掉队，只知道玩儿!结果不久后，他们全都到煤矿当了工人，又不久，个个有了对象，还带回家来。

到了这时，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已经玩得太过火了，竟认认真真组织了乐队，在“上面小屋”齐声演奏，一曲结束，自己哄堂叫好。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根本不搞对象的人，男男女女之间，比他们对象之间还热火!只是不正规地胡折腾而已。

哥哥走后，我和小林住在“上面”。因为我俩全得了肝炎，“上面”成了隔离室。有一天，我俩安坐在被那一夜战斗撕烂了的沙发上，无意间伸手向沙发缝摸，竟摸到了仿佛是真枪的玩意儿，顺着缝取出，原来是只铜水龙头，于是继续发掘，一上午，居然从里边找出十来个(也许更多)铜水龙

头。可见造反派也不富裕。这些东西原本也是想换点儿钱的，没来得及带走，让我俩全上交了锅炉房的刘师傅。

肝炎不知不觉好了，也许根本就没得，有了这间小房，就想干点儿背着大人的事，于是决定学抽烟!小林从他姥爷那儿顺了两根“三门峡”，白天预先藏在墙上一个废弃了的电门开关凹处，夜深人静，我俩便点着了抽起来。估计每个孩子都有叛逆的一日，那当然也就是长大的一刻，这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大人不准做的过头事。

我俩抽了半根的样子，再也不能抽了。便又放回电门凹陷处，攒着第二天晚上再练着抽。

很快，“上面”就以藏污纳垢著称于大院，吸引了许多孩子来。除了抽烟，还戴墨镜，拉二胡、拉提琴。后两样与抽烟、戴墨镜同属行为不端。不久后，机关的大人全去了中央学习班，小毛的爸爸得了心脏病，全院只有他一个大人了，这间小屋便彻底无法无天，住进来的年轻人多到只能以群论，大家挤着。每个人都生了虱子，晚上大家一起捉，之后放到桌上看谁的虱子跑得快。

下放的前一天，我们借来留声机和几大摞老唱片，还喝了些酒，放大了声音听唱片。如果再迟几天下放，估计我们自己就也快把“上面”给砸了。

现在，那个院子已经拆了。记忆已经很零碎，但有一个碎片很完整，那便是小屋的门，原先砸烂的玻璃始终没装，一直遮着一块硬纸片，硬纸片下方是门的插销，所以朝上撅起，因为凡这屋里的伙计要进来，都知道从那里伸手开锁门的插销。由于我们得秘密地抽烟或者在本来就很暗的屋里戴着墨镜横七竖八歪着聊天，所以，自知无形得没样子，门也就不仅常关，并且必锁。我们在屋里就能认出每个哥们儿的手，比如，小毛的手细长，新民人虽瘦手却很胖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天中午，大家忽然看见一只熟悉而又陌生的手，听声音竟是小毛爸爸，他伸手搿开门插销，走进屋来，四顾了一下，告诉目瞪口呆的我们：该起床了。

那只缓缓伸进硬纸片的大手告诉我们，小秘密得到了尊重，而大人原本就门儿清。

这只宽容的手让我们深受感动，让我们觉得不再需要小秘密，我们得以从黑暗走到阳光下，反倒再也想不起偷偷地抽烟了。之后，发现脏兮兮毕竟不好，便人人清洁起来。再之后，小毛的爸爸每隔几天就将一首古诗抄在旧报纸上，贴在“上面小屋”的墙上，待我们背熟，他便将那张“墨宝”撕下扔掉，再贴一张新的。他看到我们的墨镜，和善地说，我们小时候，把戴这东西的人称做“六亲不认”，口吻很像当初对造反派说“总不成万象更旧吧”。他没劝我们什么，我们已经明白那玩意儿用在“上面小屋”很愚蠢，纯属多此一举。

于是那时，我们开始背会了许多古诗，可谁也没留心那些价值连城的字。

那个四合院，连同“上面小屋”，拆掉已经十多年了。没留下照片，只剩了无形的记忆。偶尔想想，才知道那已是青史了，只是一向没人述说，

责任编辑／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