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曾写作文让日文老师中川批改，作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字句。中川老师批改时，毫不留情地写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即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晚，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黯然神伤。

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过他的校长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经常是在职而不在校，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就是蒋梦麟，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二十六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选自《晚近中国名人逸闻录》/张永超 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