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来

吴宓与吴晗，抗战前虽曾同在清华大学，但当时吴宓已是全国知名教授，而吴晗还只是个在读的大学生（吴晗1931年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吴宓则已在清华任教多年，时为外文系教授），彼此自然没有什么交往。抗战时期，两人又曾一度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但或许因年龄及专业、志趣的差异，彼此也无什么交往。解放后吴宓远在西南一隅的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而吴晗则在首都任北京市副市长，彼此更无什么来往。

然而谁能料到，发生在“文革”之初的那场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风暴却把吴宓卷入其中。在《吴宓日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中，吴宓记下了他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遭遇和思想变化，读来让人感慨，让人钦佩，也让人深思。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姚文元写的矛头直指吴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谁也没有料到，这篇开初并不起眼的文章，竟隐藏着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随即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政治风暴。在“四人帮”得意忘形之时，这篇文章被他们吹嘘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实际上，它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大冤案，并由此开启了惊心动魄的十年浩劫，不仅吴晗身死家亡，成了“文革”开场祭旗的牺牲者，且使包括吴宓在内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一、“愤怒不服，几于发作”

当姚文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多么大的反响，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几家大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并不买账，拒不转载，半个多月过去了，仍未有动静。据说毛泽东震怒了，下令出小册子。不久，这些大报被迫转载了此文，为了“引蛇出洞”，火力侦察，江青、张春桥等人又策划了对姚文的大讨论。

12月下旬，即姚文发表一个多月后，登载大讨论的小册子已到了吴宓手中。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读《〈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小册子，遂取《明史》279（卷）《海瑞传》等篇阅之。

第二天（即12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读《〈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小册子，完。

你看，吴宓在读这个小册子时，并没有按姚文所定调子轻易下结论，也没有受讨论文章的观点影响而人云亦云，而是用了两天的时间认真看，并对照《明史•海瑞传》进行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在第三天就表露出来，那就是“愤怒不服，几于发作”。这一天（即12月23日）下午，吴宓所在中文系根据上面布置“讨论”吴晗与《海瑞罢官》，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讨论。不少老师自然是按上面所定下的调子对吴晗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吴宓越听越不是味，越听越反感，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愤激态度：

下午2∶30-5∶30，中文系混合教研组（第一组）凡十二人，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续讨论吴晗1961年所作京剧剧本《海瑞罢官》，中间休息一次，记录粘存（吴宓有个习惯，开会时认真记录每一个人的发言，然后粘存在日记中———笔者）。在讨论时，宓闻诸君之发言，愤怒不服，几于发作，然能始终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

在这里，吴宓虽然没有写明使他“愤怒不服，几于发作”的具体内容，但他的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那就是对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极为反感，极为不平，甚至到了不能容忍，“几于发作”的地步。

二、“隐忍含默”的苦衷

但为什么吴宓对批判《海瑞罢官》“愤怒不服”却又只能“隐忍含默”呢？一是在一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吴宓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横遭批判，甚至剥夺了他上课的权利，自此以后他被迫离开了一生安身立命的讲台。二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往往都是先鼓动大家畅所欲言，保证言者无罪。不久政治风云突变，又以言获罪，揪住不放，惨遭迫害，有冤难申，使吴宓等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无所适从，只好“隐忍含默”。

此次批判《海瑞罢官》，也和过去的政治运动惊人相似。姚文刚出，一片死寂，大家敢怒不敢言，自然使策划这场大阴谋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江青说：“要‘引蛇出洞，让他们讨论这篇文章，把观点都暴露出来。”为此，他们操纵全国的报刊发起对《海瑞罢官》大讨论，并有意发表一些对立的意见，说是为了促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等等，实际上是暗藏杀机，欲一网打尽。

于是在吴宓手中，才有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的小册子，才有了一时间在全国鼓动大家“各报己见”、“畅所欲言”的短暂“开明”现象。这种情况迅速在12月27日吴宓日记中反映出来：

8∶00分组座谈。古典文学教研室混合组，共十六人，仍×××主席，（一）×××朗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附六条政治标准），全文。命众多暴露思想、说出不同意见。（二）续评论吴晗所作京剧《海瑞罢官》，……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为了鼓动大家放心大胆畅所欲言，特地安排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强调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吴宓心有疑虑，他在“命众多暴露思想，说出不同意见”句中用了一个“命”字，颇耐人寻味。虽然当场也有几位教师发了言，但吴宓仍“隐忍含默”，未发一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3天后（即12月31日）的日记中多少可以找出答案来：

去年1964除夕前后，在社教运动中，宓方受斗争甚烈，检日记犹为惊心，……此乃是宓1965年除夕之心情。

此时此刻的吴宓，仍为一年前在“四清”运动中横遭批判而心有余悸，一想到那些“斗争甚烈”的场面，他就“犹为惊心”，哪里还敢畅所欲言呢？

三、“奉命”的无奈与“痛攻”的荒唐

对全国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吴宓从心底里是极不情愿和极为反感的。这种心情从1966年1月6日的日记中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

下午2∶30至5∶00，在中文系资料室奉命读《〈海瑞罢官〉讨论资料》，多不胜读。宓今日所读，凡二篇：（一）吴晗自作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先登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日报》，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极详尽，自承错误。（二）方求再痛攻吴晗《〈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刊登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二十八日作成），斥此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中之集中表现”及“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且谓其与1962、1963之（A）台湾、印度进攻中国（B）国内要求自由市场、农业单干及包产到户等之恶风密切配合，云云。

吴宓在日记里，用“奉命读”三个字，形象地道出了他对这场大批判的无奈。而对那些血口喷人、肆意歪曲的批判文章，则用“痛攻”二字表达了自己的反感。他特别记载了一篇批判“佳作”，此文竟给《海瑞罢官》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中之集中表现”及“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大帽子。更为荒唐的是，竟把这部颂扬海瑞精神的剧本与当时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印度挑起边界纠纷联系在一起，甚至卑劣地诬蔑这部剧本是与当时出现的要求自由市场、农业单干、包产到户“密切配合”。这样的上挂下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四、苦于不知政治运动“真实意旨”

吴宓只是一介书生，平时只埋头于学问，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而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常使他如坠云雾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此次批判《海瑞罢官》，来势凶猛，声势浩大，他虽知来头不小，但仍苦于不明其真实意图。

1966年1月13日晚，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4位教授，皆民盟成员，齐集其一家里，以组织生活会名义，座谈“《海瑞罢官》应如何讨论和理解”。吴宓本非民盟成员，但因与这几位教授关系好，也被邀参加。也许是因为在私人家里，也许是参加者都是好朋友，气氛比较宽松，所以吴宓也发了言。这是他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第一次发言，他向朋友们袒露了心中的困惑和苦恼。在这天的日记里他简述了发言内容：

宓谓：宓一意恭恪服从，但恒苦不知党政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然自1964春以来，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云云……

实际上，像这样不知“每一运动中之真实意旨所在”的困惑和苦恼，岂止吴宓一人。说起《海瑞罢官》，其作者吴晗本人更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1959年4月党中央上海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1958年以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都提到要提倡敢讲真话问题。这期间毛泽东看了有海瑞出场的清官戏《生死牌》，认为海瑞虽然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并希望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由于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一位领导同志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鼓励他研究、宣传海瑞。自此，吴晗才陆续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京剧《海瑞罢官》。谁知风云突变，宣传海瑞精神一下竟成了一桩反党反社会主义大罪状，《海瑞罢官》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不明这场运动“真实意旨”的吴宓，却明白一点，即按阶级斗争观点，人们被灌输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海瑞既然是封建社会的官僚，就决不是好人，也不会干一件好事。谁要为海瑞张目，自然要挨批。

五、善良愿望与“引蛇出洞”

然而像吴宓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疑虑重重，但仍然是从善良的愿望正面理解这场运动，哪里能料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包藏的祸心和“引蛇出洞”的阴谋呢？吴宓在1月13日晚的日记里记载了当他袒露心迹，道出困惑后另一位教授的发言内容：

最后×君（西南师范学院民盟支部负责人之一，中文系教授———笔者）乃本其所独知而作指示，谓当局发动《海瑞罢官》之广泛讨论，其目的有二：（一）望我们重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知政治与学术攸分，（吴晗之作《海瑞罢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学术思想，而非政治问题），俾我们在学习时，可以畅所欲言，不存顾虑，而不至尽向一边倒，同众完全一致，弗敢“争鸣”矣。（二）望在学习讨论中，培养成平等地一同虚心讨论之风气，庶几老年教授、干部不至妄自尊大，不受批评，而青年助教、领导人亦可从容无惧地、对老辈提出批评意见，云云。众称善，谢×君而散。

请看，这些知识分子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这场政治风暴即将凶猛刮来之初，他们虽然心存疑虑，但仍相信上面布置学习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的目的，是要大家明白批判《海瑞罢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学术思想而非政治问题。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不一边倒”，甚至可以通过这场运动，来“培养成平等地一同虚心讨论之风气”。这样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久就被击得粉碎。

发言的这位教授是西南师范学院民盟负责人，在吴宓心目中，是有“所独知”而可“作指示”的人，他的发言很符合吴宓等人的心愿，故“众称善，谢×君而散”。吴宓似乎也精神振作了一些，在第二天（1月14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态度：

下午2：30至5：30，中文系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学习，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教研组合组，到者十一人，×××主席。今日讨论自己学习之收获，即如何用《矛盾论》。发言者……宓：早年曾撰《一多总表》，列举“相反相成”之种种矛盾，然非马列主义者。既学习毛主席思想，乃知最大最主要之矛盾，厥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矛盾，即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之斗争。自1964至1965社教运动以来，更知宓出身地主阶级，受资产阶级教育，其关系之重大，而思想改造在宓尤为急要，应勉力去作。宓今后一切思想行动，均必遵从毛主席之指教，而目前则首应学王杰“不怕死、不怕苦”之精神。按宓年过七十，老人最注意、首应解决者，为生与死之矛盾。宓今生活满意，心情乐观，健康无病，对于生死问题，宓今不思不计（×君谓是“置之度外”）。听其自然。宓在1958年已曾宣布“对于现今之宓，我即刻死，明天死、二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死，心情上都是一样的，早死不悲，迟死不喜，临死亦不惧。”云云。然在世一日，仍必勤学勤读，努力工作，一若我尚可在世许多年者。———附言，宓今虽不授课，然勤学勤读为宓之生性与习惯，故迄行不辍，不问其有用与否，亦不能言其目的何在，此宓今之实在情形也。

又过了几天，吴宓等人对这场运动的善良愿望似乎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2月16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传达上级对《海瑞罢官》问题的指示精神。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这位书记的传达记录了下来：

×××书记又谈及《海瑞罢官》等学习，勖宓等直陈所见，畅所欲言，盖既是学术讨论，而非政治问题，即座齐放、争鸣，不必亦不当“一边倒”，云云。

看来，这位书记所传达的上级精神正符合吴宓等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而出自基层党组织领导嘴里的这些保证和鼓动，自然又和那位民主党派基层负责人发言份量大不一般。他们心动了，顾虑打消了，想要“直陈己见”了，也不打算“一边倒”了。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江青、张春桥一伙布下的无形大网已张起，只等鱼儿进网了。几个月后，凡敢“直陈己见”，大胆“争鸣”，没有“一边倒”的人，包括吴宓及那4位教授，统统被真正打翻在地，实实在在体尝到了“不一边倒”的滋味。

六、明白真相，气愤“不能自持”

“引蛇出洞”时间虽然短暂，但就在这短暂期间里，全国各地不少人为吴晗鸣不平，为《海瑞罢官》仗义执言。仅历史学界就有著名史学家翁独健、翦伯赞、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人发表文章痛斥姚文。仅《文汇报》几天之内就收到三千篇不同意见的稿件。

但形势急转直下，江青、张春桥见“引蛇出洞”的目的已达到，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开始了大收网。2月23日，即某书记传达上级意见，做出种种保证才7天，西南师范学院突然召集几个系的教师30多人开会，吴宓也参加了。会上，从北京来的《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向大家讲述了北京及各地批判《海瑞罢官》情况。使吴宓大吃一惊的是，风向已发生了大转弯，学术讨论已转化为严酷的政治斗争，并开始了“一边倒”的大声讨、大批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同志讲话，首言此来乃为《人民日报》学术副刊征稿，望诸君就学习所得，多投讨论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及批判《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之稿件。次论北京及各地批判《海瑞罢官》之情形，乃知凡“批判”即是政治问题，而吴晗之罪，实因其作此剧本，意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许多党内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者鸣不平耳！……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讲述，使吴宓等知识分子如梦方醒，才明白既然是“批判”《海瑞罢官》，那么就已注定这场运动已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是什么“学术讨论”，吴晗也不是什么犯错误，而已被定为犯罪。诚如吴宓在5月7日的日记里所说：“近由批判吴晗起，始知此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早已被定为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酷政治斗争了，只不过对吴宓等大多数人来说，一直被蒙在鼓里而已。

果然，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升级了，那些断章取义、颠倒黑白、肆意歪曲的“声讨”、“批判”如熊熊烈火席卷中国大地，吴宓的反感、抵触和痛苦更加剧了。3月15日，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批判”《海瑞罢官》的痛苦心情：

下午，早到中文系。2∶30-5∶00续讨论近日师生《海瑞罢官》学习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记录粘存。中间几乎不能自持，十分气愤。此长期学习为大苦，宁愿速死为佳，立觉左肺甚痛（日来头沸耳鸣仍甚）。

吴宓看着这一篇篇歪曲诬陷的所谓批判“佳作”，真是火冒三丈，痛不欲生。

七、痛苦中的思考

此时的吴宓，陷入“实愿速死为佳”的深深痛苦之中，联想到他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遭到的种种凌辱，他更感到前途暗淡、人生无望。3月23日，他在日记中倾吐了自己的痛苦：

近年厉行阶级斗争，督促思想改造，既举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摧残澌灭净尽，已使吾侪伤痛已极，而在各种演讲、报告、学习、讨论会中，更视宓等老教授为阶级仇敌，反动、落后、顽固分子，冷嘲热骂，使耳聆、目击、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学习会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老（吴宓好友、老教授，不久前去世———笔者）之长眠地下，真成无知，是诚幸福也已！

4月6日，他在中文系一次政治学习会上被迫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虽然他自认很诚恳，但“犹不合格”，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8至12，中文系三八作风学习会，……宓发言一次，自己检查，虽言之甚诚，犹不合格。盖按照“阶级观点”，则凡我辈地主及资产阶级出身之人，决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数千年之中国，古与今之西洋，除马恩列斯及工人、农民外，亦无一好人，无一好事，无一长之可取，无一德之足记。……如此，焉得为真，焉得云平？故学习会中之发言者，率皆依据公式、定规，而巧佞其辞，自贬自责，言不由衷。即座中听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诚，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学校、社会。呜呼！是教民相率趋于诈伪而已。其不合情理，强人以所难，更不待说也。

这是一段多么沉重、犀利的剖析。在那“一言堂”盛行，以言获罪的时代，吴宓清醒地认识到“左”的极大危害，看到了大家都不敢说真话，都以假话自欺欺人的种种丑恶和无奈，他十分痛苦。但是吴宓却不愿说假话。就在写了上述文字后的第三天（4月9日）一个学习会上，他第一个发言了：

上午8至12，又下午2∶30至6∶30，中文系民兵训练学习会，座谈“昨聆×××讲毛主席1957年《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后之体会与收获”。宓首先发言，暴露自己之真实思想感情甚多，自命为中共进忠言，或且以此获咎，亦未可知。

你看，吴宓在学习会上第一个发言，他明明知道“暴露自己之真实思想感情”可能会“以此获咎”，但他下决心要向“中共进忠言”。但他不明白“忠言逆耳”的后果。我们虽然没有在吴宓日记中看到他此次发言的内容，但他2个月以后的悲惨处境就完全证实了他不仅为讲真话“获咎”，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八、终吐真言：“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

当吴宓明白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真相后，他对这场卑鄙阴险的政治陷害极为抵触和反感。4月13日中文系举行批判《海瑞罢官》会，他竟在会上“昏睡”，后来当他“昏睡既足，醒后发言，甚流利生动”。可惜，他在日记中也没有记载此次发言的内容。但在第二天的日记（4月14日）中，我们终于明确看到了他对批判《海瑞罢官》的真实思想：

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规之愚忠耳。

此时此刻，全国上下正铺天盖地对吴晗及《海瑞罢官》进行大声讨、大批判之时，吴宓竟然在这样的时刻表态“晗之所论皆宓之所欲言”，铿锵之声，振聋发聩。在当时的中国，敢如是说，如是想的有几人？

不仅如此，吴宓还对吴晗的著述进行仔细研读（几个月以后，他已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在悄悄读吴晗的《灯下集》和《读史札记》），并直言吴晗论著“实无悖谬之处”，并称吴晗的论著“固宓皆所赞同者”。这些话都记在他5月19日的日记中：

下午3：00-6：00，古典组学习会……自读西南师院编印《学习讨论参考资料（4）》：吴晗论历史研究。宓按：……吴晗论历史研究，论道德继承，实无悖谬之处，固宓皆所赞同者。（但为《海瑞罢官》所累耳）

吴宓居然在批判声讨吴晗最激烈的时刻，在日记中表明他完全赞同吴晗论著观点，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到了5月下旬，文化大革命伴随着一批批无辜的人被“打倒”、“横扫”、“炮轰”惊心动魄地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也更加升级。5月30日，中文系从上午到下午，都集中学习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晚上又继续进行。此时的吴宓，痛苦、愤懑、疲惫交织，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控制不住自己，再也无法“隐忍含默”了，郁积在心中的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天晚上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雨。8：00-10：00，中文系工会组织生活……座谈时，宓以久久感愤悲郁至极，今晚疲倦特甚，不能控制自己，遂作出甚长之发言，一发难收，倾泻而出，众为动容……宓回舍休息，爽然清醒，乃悔发言激动，尽泄心情之失，或将由此得祸（谓宓不肯学习改造，以自杀、寻死胁吓领导）。但后悔已无及。

可惜的是，吴宓在日记中并没有留下他“甚长之发言”内容。但后果是不难想像的，他为自己“倾泻而出”的真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多月后，他被打成牛鬼蛇神，戴高帽、挂黑牌（竟和吴晗一样，黑牌上都写的是“反共老手”），天天被批斗，受尽凌辱。一次批斗会上，他被革命小将架进会场时摔断了腿，从此吴宓就一瘸一瘸的走路，直到他逝世。

从吴宓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他守正不阿、真诚善良、表里如一的本色。吴宓的学生、著名作家杨绛（钱钟书夫人）曾说“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也是一位“老实得可怜”的人，但却“又不是糊涂人”，他“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但“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风暴中，可以看出吴宓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选自《世纪》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