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亚男　顾红侠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大量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特点来看，应该正处于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然而事实上，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双盈余”——“储蓄盈余”和“经常项目盈余”。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入手，分析其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进而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产生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关键词：经常项目顺差人口年龄结构原因分析

一、经常项目余额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理论框架

(一)储蓄投资差额与经常项目

根据凯恩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恒等式：Y=C+I+G+X-M,可以推出：X-M=S-I，其中，S=Y-C-G代表国内储蓄；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私人消费；G为政府开支；x为出口，M为进口，用经常项目余额代替贸易账户余额，即有CA=S-I，CA为经常项目余额。

经常项目余额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若S-I＞0,经常项目为顺差；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逆差。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投资

国民收入恒等式亦可表示为Y=C+I+G+X-M=C+SP+T，即得X-M=SP+(T-G)-I=SP+SG-I，SP代表私人储蓄，SG代表政府储蓄，分别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的影响，对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进而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对私人储蓄的影响。莫迪里安尼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还没有达到工作年龄的儿童消费超过他们的收入，这部分人群给储蓄带来负面影响。其次，达到工作年龄的人群有工作收入，但不可能完全用于当期消费，他们为了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必须进行储蓄，因而使储蓄增多。再次，退休以后的人群消费增多，而储蓄能力减弱，需要提取储蓄，使储蓄减少。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储蓄的影响。需抚养人数的增加，尤其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将给医疗费用、养老金和其他领域的政府支出带来压力，使得政府储蓄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政府储蓄恶化的主要原因。

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与投资关系的已有研究较少。一般的分析认为，更多的年轻人口会增加劳动力供给，需要增大投资以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而要保持年老型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只需较少投资。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机制分析

通常而言，学术界都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指某地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14岁以下)数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数之比；老年抚养比，指某地人口中老年人口(65岁以上)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总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

抚养比的上升使得国民储蓄和本国投资需求都会下降，而经常项目为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因此，抚养比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取决于它对国民储蓄和本国投资哪个影响更大，如果抚养比的增加使得国民储蓄率降低快于本国投资，那么经常项目余额将降低，反之则升高。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化历程

与国际经验十分相似，过去二十几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储蓄大幅度上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下图为1982-2006年总抚养比、国民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

1982-2006年期间，中国少儿抚养比从54.643％下降为25.534％；老年人口抚养比从7.985％上升到12.716％。相对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言，少儿抚养比下降较为迅速，使得总抚养比在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由62.628％下降为38.25％。在此期间，储蓄率大体呈上升态势，虽然1995-2000年有所下降，但90年代以来国民储蓄率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可见，高国民储蓄率不但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也是储蓄一投资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导致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主要成因。中国经常项目余额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除了1985、1986、1988、1989和1993年这5年外其余年份均保持顺差状态，总规模由56.74亿美元升至2498.6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940％升至9.006％。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上升的原因分析

由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之间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中国基本遵循生命周期理论。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项政策在过去20多年里，导致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同期内老年人抚养比缓慢上升)。总抚养比的下降、劳动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为中国国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我国城镇及农村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动机(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周建，2005)。2006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已经到达161587.3亿元，外币储蓄存款也迅速增加，导致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和医疗支出过高等。传统体制下的福利制度已经解体，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教育和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使得教育与医疗费用不断增长，造成即使居民收入近年来有了显著提高，居民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因此被迫增加储蓄。此外，高储蓄传统，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社会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也是私人储蓄持续增加的原因。

除了私人储蓄之外，随着总抚养比的不断降低，政府储蓄也在不断增加，从1995年的4.41％增加到2006年的9.32％，成为了推动了国民储蓄增长的又一动力。

总的判断是，中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祝丹寿，2008)。较高比例的工作年龄人口使中国经济储蓄率升高而投资率没有同等程度的提高，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国际资本净流出。因此，我国目前和今后10-15年高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所处阶段的客观结果，是在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个体储蓄和投资理性选择的宏观加总表现。但是，我国10-15年的“人口红利”期是一次性的。从2020年左右到2030年，中国将经历人口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解

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使得人口中劳动者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提高我国的总抚养比。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建立了经常项目余额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1982-20006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结论如下：

第一，人口结构变动指标是导致中国国民储蓄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人口红利”的存在而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和高增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但是，从2020年左右到2030年，中国将经历人口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使得人口中劳动者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提高我国的总抚养比。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导致储蓄率下降。

第二，中国属于“成年型”国家，即劳动人口多、抚养比小的国家，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净流出。尽管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成为了人口老龄化国家，但当前和今后10-15年中国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储蓄率相对于投资率较高，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净流出。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属于“老年型”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大，国民储蓄率相对于投资率较低，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净资本流入。即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解释了当前全球不平衡问题，解释了大量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原因。

第三，从1982-2006年，中国国民储蓄的不断增长不仅依靠私人储蓄，政府储蓄是推动国民储蓄增长的又一动力。私人储蓄持续增加的原因在于劳动人口的预防性动机强烈，高储蓄传统，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社会缺乏新的消费热点等等。而政府储蓄偏高则是因为与政府收入相比，政府消费性支出明显偏低。

(二)政策建议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国际收支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取得经济发展上来，才可能减少人口因素对中国未来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完善有效的养老金和失业救济体制，推进医疗改革，真正从制度上去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降低私人储蓄率，增加消费率。

第三，扩大政府消费性支出。目前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较低，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同时，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让财政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