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康　阎　坤

从时隔五年后起诉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到上诉、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审判决，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返还5300多万元，2007年，人行赣县支行诉中行北京市分行资金拆借纠纷案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1997年11月6日至1998年4月2日，人行赣县支行以赣县城市信用社第二营业部的名义，以传真形式违规签订《资金拆借合同》12份，先后将4.3亿元拆借给中行北京信托咨询公司上海证券部；后由于拆入方未能按约还款，造成拆借资金本金损失1亿元。

1999年5月，人行赣县支行违规拆借资金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直到2004年，解决这一遗留问题才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人行赣州市中支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决定直面现实，用积极的态度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央银行的权益。

确定了积极主动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后，如何落实成为更加现实、更加棘手的问题。对此，人行赣州市中支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积极向上级行汇报，争取支持；二是集思广益，请人行条法司、人行武汉分行和人行南昌中支对此案进行法律论证；三是请律师事务所对此案进行法律上的论证。

在综合考虑上级行和法律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人行赣州市中支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全面分析利弊、权衡得失，决定以侵害财产权为由依法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法律的手段维护人民银行的权益。

漫长艰辛，跌宕起伏——用这两个词形容整个诉讼进程最贴切不过。从2004年至2007年，该诉讼案历经“起诉—驳回起诉—上诉—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审判决—上诉—终审判决”六个阶段。

2004年12月18日，人行赣州市中支以人行赣县支行为原告，以中行北京市分行为被告，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判决偿还资金拆借本金1亿元和利息7884.6万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2005年4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资金拆借合同》是在上海证券业务部主体不存在的情况下签订的，该两份合同复印件上的印章形式与上海证券业务部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市工商局备案的印鉴不符，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存在疑义，且本案相关事实及上海市证券业务部负责人王志义等人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上海公安机关处理”为由，裁定驳回人行赣县支行对中行北京市分行的起诉。

是诉讼方向不正确？还是诉讼程序不到位？抑或是诉讼证据不全面？徘徊在维权案的“十字路口”，人行赣州市中支党委在对案件进行了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决定：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发回重审。2006年4月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在资金拆借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赣县支行存在明显过错，是导致资金损失的主要原因”为由，判决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承担30%的过错责任，向中国人民银行赣县支行支付赔偿本金2614.011万元及相应利息。

面对一审判决结果，是选择“见好就收”还是继续上诉？人行赣州市中支党委再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在全面总结、综合分析并进一步补充证据的基础上，人行赣州市中支党委决定对一审判决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实体二审中，人行赣州市中支一方面组织法律实务人士针对一审判决的理由进行答辩；另一方面通过人民银行发函等适当途径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将我方观点进行解释，争取法官对答辩理由的认同。

根据相关事实与法律，人行赣州市中支实体二审答辩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金融机构是特殊的企业法人，其注销不能以工商部门的单方注销为标准；而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金融机构的撤销必须取得金融主管部门人民银行的批复。二是本案中，虽然人行赣县支行在资金拆借过程中存在过错，但上海证券部用于拆借的账户是真实的，资金拆借的事实是确凿的；而且正是因为中行北京市分行在上海证券部注销后没有及时收回个人名章和公章这一重大过错，才导致其账户内资金被划出，从而导致了人行赣县支行资金的损失。

2007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人行赣县支行和中行北京市分行各承担50％责任；中行北京市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人行赣县支行支付拆借资金本金4300多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5月25日，中行北京市分行将应承担的本金4300多万元和利息940多万元，共计5300多万元汇入人行赣县支行账户。

历时四年，反复交锋，斗智斗勇，艰辛的付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作者单位：人民银行江西赣州市中心支行）

编后语：目前，在一些地方，银行为维护金融债权，常常是赢了官司输了钱，有的“赔了夫人又折兵”，金融维权呈现出一种受理率、审结率高，执结率及执行收回率低的态势，金融维权工作任重道远。上述人行赣州市中支金融维权的案例告诉我们，维权要面对现实，举证充分，坚持不懈，才能取得金融维权工作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