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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中端坐莲台的孩童

2008-11-27

大舞台 2008年4期

张 鹰

【摘要】本文针对镇江西津渡街昭关白塔的历史文化渊源展开论述,侧重分析了昭关白塔的造型特征,以及与同类梵式塔的比较结果。力求通过阐述明确昭关白塔在中国建筑史上非凡的造型价值,以及作为历史文物不可估量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昭关白塔 西津渡 景教 梵式塔 过街塔

西津渡昭关石塔,位于江苏镇江的老城区西律渡街街口。西津渡街原为西津古渡渡口,是早自春秋战国直至近一百年还昌盛繁荣的南北交通咽喉要津之地,商旅云集,高士雅会,其对于镇江历史的意义,我在另篇论文《镇江西津渡街历史文化的探源》中有铺陈详叙。这里我们重点分析昭关石塔的造型特色。

一、西津渡街昭关白塔的文化背景

元朝开国初始,江南正待全面平安之时,元当局便在此南北要津重地,营建完全不同于中原佛教性质的藏传佛教喇嘛塔,其原由一方面在于元成就帝业前所信奉的宗教除了草原萨满教以外即为密宗藏传佛教。这样的白塔的营建无非是要将朝局宗教凌驾于民众之上。另一方面,还在于其时元朝疆土已横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地域所至多宗教,多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传播使得原本就在古代中国传播开来的祆教,景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重新活跃起来。其中早在三国时期就传入中原的祆教虽于唐武宗会昌(840年—845年)年间的灭佛运动被遏止,到宋元时得以恢复,而在元朝开国之初,影响面较大的是称为“景教”的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该教派5世纪形成于东罗马帝国,至431年举行的以弗所(Ephese)宗教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它与基督教最大的区别在于景教否认基督天主和圣母,并认为耶酥“……是当天主乐意时就附身的人,天主心情舒畅时这一直停留在他身上,在适当时候天主又要离开他……景教之所以取“景”字,是取耶酥基督的“世界之光”之意。犹太教在8世纪流行于敦煌,直到10世纪中叶,仍有犹太人在于阗生活,犹太教民进入中国内地定居的最大集聚地,当属宋代开封。元代有记载的犹太人居住地还有: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扬州、泉州、宁夏等地。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元朝重臣中多有信奉基督教者,如元初镇江府镇守史马薛思吉恩全家,甚至元世祖忽必然的母亲也为笃信教民。起初他们在镇江和江南各处建造基督教堂,但当地民众久奉佛祖,对外来宗教显然未予接受。一时间民怨甚起,元朝当局便在此南北交通要冲之渡口,营建过街石塔时形制上采用了与中原佛教相近的藏传佛教佛塔的形制,以吸引民众融和当朝者的信仰和习俗,消除叛意,以平复民怨。

早在元朝定都大都北京时,朝廷即命著名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儿鲁布(1244年—1306年)主持建造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寺内安造大白塔,寺与塔共建八年(1271年—1279年)尼泊尔工匠在营造时带来一股画像雕塑的艺术新风,即“梵式造像”。造像各部位的度量皆依据“尺寸经”,有汉人工匠刘元,从其师苦学西天梵像画风和营建梵式佛塔(噶当觉顿式塔)的建塔技艺,此次受命于朝廷在西津渡建昭关石塔者刘高,应为刘元的子侄辈。

刘高在建造西津渡石塔时,刻意融和中原文化于其中,以扬弃梵式佛塔的弊短,因北京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为覆钵直肩式,甚显梵塔粗拙之风,刘高便命工匠将直肩式覆钵改为较圆鼓,弧形曲度更大的塔体,又在中部凸雕一圈线条,故而较大圣寿万安寺白塔更具曲线美且加工精细适度,繁简得当,更配合塔身上众多雕刻纹饰,精美刻字,宗文和书法雕刻艺术充分融合,内涵很是丰富。东西门额刻有“昭关”两字,更使此塔引典于伍子胥昭关出逃的旧事,从而拉近了与中原历史文化的距离,自然受到广大民众及儒雅人土的热爱和钦仰。

二、西津渡街昭关白塔的营造特征

西津渡昭关白塔高8.635米,只是北京大圣寿万安寺白塔的六分之一,但给人的美感,尤显过之。原因在于石塔置于前后卷门之上,卷门下为过往街道,卷门十分高大,可行车马、人轿,是古时繁忙的交通要道,也是前往古渡口的必经之地,所以昭关石塔也称为过街石塔。卷门由四根青条石支柱支架,方形青石盖板组成。每根支柱则由七层青条石垒成,盖板边长3.9米,厚0.5米,在盖板与支柱之交接处的支柱条石,伸出弧形托撑,类似于垭口的样式。弧形托撑的石面上饰以云纹,近似精美的木托柱头。此卷门的形制作法上也充分体现了以石材再现木材结构的材料工艺的模仿性。这样的模仿性出现于历朝历代的建筑,铸造、雕刻、手工艺装饰样式当中,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过街云台上部用五道宽800毫米的石板搭设,中间一道石板分为两块,中间腾空一个方井,方井之上用一调转45°的方形石板盖住,上望仰之,方井抹八角石缝,这样的藻井做法,我曾在嘉裕关新城魏晋墓的中墓室覆钵顶部似曾相识。建造工匠的主旨应该是:中段石板在上部塔基的中空部位,并不承受塔重,因而予以略去,这样既减轻自重,又通过力的传递把塔重的荷载向四周传递,同时还丰富了造型,呼应上方石塔的存在,更可成为塔基座的定位石,设计之匠心,巧思可见一斑。

东、西两面支柱的第三、第四块石条板,向南北伸延部分,被削砌成卷形,形成南北二卷门。东西卷门作长方形,用作过街的通道,高为3.4米,宽2.88米,南北卷门作六边梯形高2.4米,宽2.82米,此种卷门和其上的盖板,形成承受石塔的云台,这种云台与居庸关云台的大门相似,云台总高3.89米,云台之上为石塔,而前后卷门以限定空间的方式,达到突出石塔的意境,对行人也起到导引与注目的效果,时空上强化观者对石塔的感受。

云台之上的石塔,宛如端坐莲台的孩童,静溢安详。石塔由两重亚字形须弥座及塔身构成。石塔通高4.74米,底宽2.85米,形制大体与北京大圣寿万安寺白塔相似,只是相比较为秀美,石塔塔身比下部卷门和盖板形成的云台仅仅高出0.85米,但是由于竖向构图与向上收分的造型,使得观者的观察感官达到拔高的错觉。而云台本身则与两侧的建筑(观音洞和救生会)紧贴不可分割,使横向的延展性被无形中削弱,将竖向的比例关系放大至十分协调的效果。

昭关石塔塔身自上而下的结构,由宝瓶,伞盖,相轮,四出轩式底基覆钵,基座(雕饰有莲瓣纹)构成,其中基座,塔身,塔顶全用石分段雕成,式样别致,特别是覆钵因更为圆鼓,弧形曲度更大,中部装饰性凸雕一圈线条,比较其他同类型石塔则更显其隽秀。

三、西津渡街昭关白塔的艺术特色和历史价值

此种梵式塔(也称噶当觉顿式塔)从北京大圣寿万安寺开始,从年代上还应有敦煌莫高窟 465窟西壁所绘元代白塔在时间上早于昭关白塔,应为第二代,到西津渡昭关石塔则为第三代梵式塔,其间跨越了几十年的演变状况,也显示了多元文化融和的发展趋势。

另外,在云台和石塔通体有众多雕刻纹饰精美刻字,宗文与书法,雕刻和纹饰,多种艺术来源,内蕴极为丰富。东西门额均有“昭关”刻字,石柱外侧刻“当愿众生,所共瞻仰”,南北两面横额上刻有大书梵文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两则边款分别刻有“法轮常转,佛日增辉”及“河清海晏”、“天下太平”等祈愿字幅,东西两柱外侧刻“当愿众生,受天人供”塔柱内侧外面刻有“南天大方佛华严经”我们知道,此应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教华严宗专弘教观,其内容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瑜珈思想,强调解脱的关键在于心上用功,而后十方成佛。此种刻字尽显昭关石塔的宗教意义,而细观雕饰刻文,丰富多彩,生动精妙。

石塔始建于元武宗时代,元武宗海山皇帝,命工匠刘高,仿京刹梵相形制建金山般若禅院的分院,竣工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明万历十年(1582)年重修塔基架,1959年,1980年相继进行修整,修整时在石塔塔基处发现所藏文物。其中两张锤线刻铜曼陀罗,一件为观音菩萨曼陀罗,显民众祈福平安之愿,另一件为黄财神曼陀罗,表百姓生财致富之守望。两件器物皆为梵式艺术风格,二像皆属圆曼陀罗,造型极为罕见,为稀世之珍。

西津渡昭关石塔属过街塔,其形制源于南印度,受印度南部本土佛教文化秣菟罗风格影响。元大都初建时,元世祖忽必烈即在北京建过多座此种样式梵塔,后皆毁无,仅剩居庸关过街塔云台残存,此塔建于元正止二至六年(1342—1346)居庸关过街塔云台之上原有三层石塔,皆不存仅余云台至今。同样形制的石塔,国内还有广西桂林仁寿塔,但晚于昭关白塔,而建于明洪武11年为三级过街塔,高13米,砖砌塔体。因此,西津渡昭关白塔应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时代较早的过街塔,且是元代噶当觉顿式石塔的代表作品。是在选址、造型、工艺皆属高水平的建筑典范,具有很高的营造观赏价值和重要的科研价值。

再者昭关石塔的设计选址可谓别具匠心。如果此塔建于寻常巷陌,已经难掩其风采而华彰,营造者却更要选在镇江西津渡这个古代最繁华通衢的最高点,还是古意盎然的街巷转折处。两边漫接庙宇殿堂比邻摩肩,过往客商旅人不经此地而不得其见,到此地而非至转角处而不觉有此庄严妙像而穿行于其下,猛然抬头:云台,石塔后映蓝天白云,下有古道远山,且是愈远愈苍翠,黛色渐远,炊烟缭绕。左右庙堂殿阁如众神夹拱,云台威仪高敞,石塔挺拔俊秀,如无邪孩童端坐于莲台在天光之中,沐于祥云朵朵,让人不禁愕然敬叹。

参考文献:

[1] 贺亮,乔柏, 荣登联合国新榜的西津渡古街[J] 华人时刊,2002.

[2] 袁因,才云,冯方宇,千年根脉西津渡[J]. 中华遗产, 20.

(作者单位:镇江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