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遂酿成“三一八惨案”。这一惨案因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而声传天下。

而惨案发生时，作为执政的段祺瑞正在干什么呢？我手头上有两份有关“三一八惨案”的史料，其中都涉及到了段祺瑞，但对他彼时言行的记叙却是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一份是段祺瑞的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的描述。他在《三一八惨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说，惨剧发生时，段祺瑞正在吉兆胡同和吴清源悠闲自得地下围棋。当楚溪春前去报告完情况后，他对学生的行为很是生气，他对楚溪春说：“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仅此一句话，暴露了段祺瑞当时是何等的残暴和肆无忌惮。根据楚溪春的回忆，3月18日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

另一份是据《“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中的描述。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及段祺瑞颁布的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道，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敢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把这两份资料摆在一起，怎么看都让人困惑：这历史也太吊诡了，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为什么同———历史人物在同一事件的表现是如此的寒燠有别？

但历史就是历史，吊诡的是历史的细节。

实际上，以上两则史料记述的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只有将两者拼结起来才能还原成一个真实的段祺瑞，即屠夫的凶残和政客的伪善，而这两者的粘合剂便是段氏的“做秀”。

我们还是回到历史本身。

在惨案发生的前一天即3月17日，北京各民众团体就曾到段住宅请愿，卫队即以刺刀拦阻，并刺伤数人。18日，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并准备到国务院去请愿。此时的段祺瑞为防止事态扩大，遂派他的代表贾德耀去会场安抚民众，”“卫兵杀伤代表，总理心极不安，特派鄙人前来道歉。”但段惺惺作态轻描淡写的道歉让群情激奋的民众很难接受，在通过了六条议案后，开始向国务院方向进发。

陈翰笙是当时北大经济学教授，也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惨案发生六天后他写了一篇《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详细记录了惨案发生时的情状。在去国务院的路上他遇到了刘和珍，“从前我在女师大授课，认得刘和珍女士”。但他们刚到国务院门前，就听到一阵刺耳的笛声，“笛声未完，卫兵举枪。正在举枪，群众已逃。逃未十步，枪声砰磅。我闻枪声，立即伏地。枪声甫毕，我即见血溅满地。……照壁有女子中弹仰卧。西南操坪的‘丘八出来用关刀（非大刀队的大刀，乃如关公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举再猛力抛掷！于是该女尸落在一丈远的地方。”文章真实记下了灰衣的卫兵和黑衣的警察用木棍、长凳、刺刀、手枪、步枪等凶器对群众进行屠戮，一时间倒地的人群和尸体堆积有五六层厚！悲惨之状，不堪目睹。

作为惨案的亲历者和幸存者，陈翰笙的记述应当是真实可信的。从他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是请愿队伍并没有和卫队发生冲突，甚至连接触都没有，他们是一到国务院门口，卫队就鸣笛，然后就开枪，再然后就是野蛮屠杀。从这我们可以断定，屠杀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是卫队在得到了诸如“只要看到了请愿队伍就格杀勿论”之类的训示之后才开的枪，否则的话，卫兵们是断不敢在没有跟请愿队伍冲突的情况下便举枪屠杀，而且还屠杀得那么肆无忌惮！

屠杀的决策者便是段祺瑞。在3月17日当他的卫兵杀伤示威代表而激起民愤后，他试图以“道歉”来安抚群众，但遭到了群众的拒绝和抵制，他们坚持要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这让段祺瑞很没“面子”。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更为了防止恶化的事态损及他跟日本的政治利益，他决定了以“非常手段应付非常事态”，屠杀便是其中非常手段之一。因此，在3月18日，当他在跟吴清源下围棋而听到手下来报告卫队在屠杀学生时，他才会拍手称快！才会为屠杀者叫好！

学生为了争取民族权益而挺身请愿，而作为政府首脑的段祺瑞竟然助纣为虐地反其道而行之，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卑劣行径，其卑鄙无耻可见一斑！

但更无耻的事还在后面。

惨案的悲惨程度以及群众的死伤人数已远远超出了段祺瑞的想像，在国务院门口发生这样的事，作为政府的执政，他根本无法向世人交待。因此，在惨案快结束的下午，他赶到了现场，于是就有了“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表示要“处罚凶手”的“做秀”场面。段氏这一跪，赚取了不少善良人的宽容，但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痛心”，并惩办了凶手呢？

答案是：没有！

历史告诉我们，惨案发生后，段祺瑞主持召开内阁紧急对策会议，经过一番密谋和对事实的涂抹，最终达成了一致的推卸责任方法：“死伤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的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同时又炮制了所谓“说明真相”的《通电》与《通缉令》，把青年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是“暴徒数百名”在徐谦等“共产党”的率领下，“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而自己的蓄意残谋也变成了“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最后还要将受害者横加“聚众扰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并危言耸听地道：“国家秩序，岌岌可危”，要求各地军警“严重查究，以杜乱源”。

这种推卸罪责、颠倒黑白、漏洞百出、杀机毕露的《通电》《通缉令》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又成为众矢之的。但令人欣慰的是，当时京师地方检察厅表现出了可贵的历史良知。他们在一封公函里根据当日在场的巡警与警官及受伤府卫兵的证词，完全否定了“暴徒”以手枪等凶器“丛击军警”的谎言，证明政府送去验伤的卫兵系被他们自己所杀伤。

证词一出，清浊立现，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画皮也被剥得一干二净。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及段祺瑞颁布的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道，段琪瑞执政府也没加以阻拦。”———但这一切并不是段祺瑞良心发现的结果，而是一次争取民意的“做秀”，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被动做秀”。

因为惨案发生后，当时北京的知识界、教育界和新闻界对此做出了强大的舆论谴责。

当时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同时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而诸多媒体利用自己的优势纷纷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中，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在如此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段祺瑞意识到现在已不可能用以往的军阀手段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了，为了能让自己的政权在风浪颠簸中多支撑一会，于是就有了如上述史料记载的一系列的“做秀”表现。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段祺瑞没还有将他的“做秀”进行到底时，4月17日，他的政权就寿终正寝了，这一天离“三一八”还不到一个月。

不义的政权是倒台了，但对“三一八”惨案来说，无论是决策者、同谋者，还是直接行凶者，他们的罪行并没有随政权的倒台而被清算，尽管他们都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终其一生，他们一直都逍遥法外。热血青年的捐躯，凶残屠夫的善终，两者奇怪但又颇为正常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黑暗年代最为可悲的一幕，而段祺瑞的政治做秀则为这一幕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无耻噱头。

段祺瑞被赶出北京后，在天津做起了寓公，据说他晚年常伴枯灯，终日食素，以示忏悔。但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一次“做秀”呢？

这，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选自《无声的惊雷》/胡霜霖 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