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卿

奥运大厦屹立在嘈杂的北五环边，从李红的办公室望下去，透明落地窗外车流汹涌。午后阳光直泻进来，点亮了屋子里无处不在的五环标志，作为国际奥委会百余年历史上第一个进入高级管理层的华人，李红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北京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的任务是建一座桥梁

2005年2月，嘉里中心饭店。几个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进入会议室。作为奥运会亚洲赞助公司之一的高管，他们此次要见的是国际奥委会北京总负责人。不过，当他们见到李红时，笑容开始凝固，名片虽然递了上来，眼神却开始飘忽着四下搜寻。

“他们是在找想象中的那个男人，因为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个职位上出现的一定不会是我这样一个女人。”说到这里，李红笑了。她能理解人们对驾驭奥运这个巨大项目的负责人的期待，同时坚定地认为：“我的经验和女性特有的直觉会让我在与不同文化的人沟通时选择不同方式。和中国人交往时，我会讲人情和友谊，遇到难事会和他们一起吃饭、打球，在娱乐过程中陈述事情。但对于国外同事，我就会拍桌子瞪眼去质问，因为这样做是最有效的途径。形象一点儿说，我的工作就是一座连接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桥梁。”

对她来说，工作思路的清晰最为重要。“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奥林匹克品牌不会因主办国的更换而有任何改变，甚至要有提高。在处理问题时，必须同时兼顾运动员、举办国和赞助商的利益。打个比方就是，在参观雅典奥运会时，我们有人会想，2008年奥运会中的运动员餐里一定不能仅仅是面包，还要有椰蓉、芋头或葡萄干，我就需要告诉他们：可能外国人希望的只是一个烤得香香的白面包，弄这么多是在浪费。”

李红的另一个优势是清华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学历教育。从小到大，她没有过考不好的考试，但在她看来这并非因为绝顶聪明，而是“小时候过于争强好胜”。6岁的时候，她每天早晨5点就爬起来做数学题；大学时背《新英汉词典》，一共1648页，每页都有手记；每天下午4点，她肯定会出现在清华的操场上，一圈又一圈跑步。“那时候惟一的想法就是去赢，去冲，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就像一场和自己较量的比赛，未知终点，只知道奋力向前。”抱着这个目标，李红从清华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硕士学位，继而去哈佛商学院读MBA。

若干年后，当李红再回忆起这份经历时，不无感慨：“有时候命运和机缘就是这样。国际奥委会招人的条件是不能撼动的，如果我在清华时不是那么热爱体育，我到美国后没有去读MBA，可能这个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对她来说，机会和准备是并临的天使，当一切储备到位时，属于机会的天使飞了下来，用翅膀触了触她的肩头。

每场比赛都没有终点

2000年，瑞士。正在商场买东西的李红突然接到婆婆电话：“快回来，你得在三小时内到国际奥委会去。”电话里，婆婆甚至没来得及说这是一场面试。李红马上抱着大包小包跑到街上去拦出租车，这时，国际奥委会市场干事迈克尔·配恩正在办公室里满怀希望地等待。

能胜任国际奥委会驻北京首席代表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国外教育经历、在美国和欧洲大公司工作的商业背景；要出生在中国，懂得中国政策和国情；要对欧洲文化有了解。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这种人才的搜寻就像一个看不到头的隧道，直到这天，配恩收到了李红的简历——他在一分钟后抓起秘书的电话：“我必须在三个小时后见到李红，不管用什么办法。”

李红就这样提着买来的东西直接去了配恩的办公室，没做任何准备，也不知道具体的工作。“我们聊我在清华参加长跑比赛时的样子，和我理解的奥运精神——我只是朦胧觉得，它和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非常相符。”

从第三次面试到最终得到这份工作。中间隔了6个月的时间。“他们在考查我的时候，我也要看看这个组织是不是真的充分信任我。如果他们把我派过去后，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支持，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它。”这种想法让她在最后一次面试时，向主考官迈克尔·配恩发出了一连串追问：我去北京后你打算怎么和我联系?你为什么觉得北京办公室这么重要?面对追问，配恩非常耐心，在第三次见面时给了她一个袋子，里面是奥运宣传片《人性颂歌》。“我回到家打开电视，在看到第一个镜头时就被吸引住了。一个滑雪运动员从山上连滚带爬地跌下来，雪橇都飞了，这时响起画外音：他摔倒了，但是三天以后，他又站起来获得了另一个项目的冠军。此外还有很多饱含激情的句子：你是我的对手，但你不是我的敌人，没有你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强大……”看着看着，她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她给配恩打电话：“我觉得能和这么伟大的运动联系起来，是件非常美好的事，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两个月后，她提着箱子飞到北京，心里默念着迈克尔·配恩留给她的话：相信我吧，你的生活会由此而改变。

被改变的是整个人生

“事实上，我到后来才真正意识到：奥运会改变的不是我的生活，而是整个人生。”5年以来，她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在北京时间与瑞士时间之间穿梭，经常要在午夜爬起来打电话，但脸上却少有倦色。“我在加入国际奥委会前也做过许多份工作，有时心里会抱怨‘干吗每天这么累自己。但加入奥运团队以来，我从没这样想过。所以奥运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和将来都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不是光赚赚钱而已，而是要像奥林匹克一样，内心永远有理想和激情的支持。”

这种激情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不同的生活方式。“萨马兰奇都70多岁了，每次出来照样风度翩翩。从他身上我发现，优雅的外表是赢得别人尊重的重要部分。”这个意识让李红开始审视自己的外表。在加州当工程师的李红曾天天蹬着越野靴，对工地上的风吹日晒不以为然，但作为国际奥委会一员的李红，则会穿着高跟鞋和晚装，微笑着对朋友说：“现在要是不涂指甲油，就像没穿衣服一样不习惯。”这是奥运会对李红的另一个重要影响：“现在我开始有变成一朵花的感觉了。在清华时，我每天下午4点钟必定会在操场上跑万米，脸被晒得黑黑的。那时我觉得自己像棵树，风吹雨打都不怕。就这样‘蓬头垢面那么多年，到国际奥委会时，参加那些派对、聚会，我开始觉得，高跟鞋和晶莹的指甲也是女人魅力的一部分。”

现在的她会津津乐道和造型师去寻找适合各种场合的衣装。“我觉得每个有经济能力的女人都有权利享受美好服饰的呵护，它会让你更自信，让你的形象与事业和身份同等匹配，而且还会互相促进。”更何况，这种改变还有另外一个实际用途：只要尝试改变一下穿衣风格，就可以省去很多跟人沟通交流的时间，因为别人从她的衣服上就知道这是个开朗干练的人，这也代表着国际奥委会成员的形象。

当然，奥运给李红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些。“奥运会总会有结束的一天，我的人生却是很漫长的。在8月8日大幕拉开的那一刻，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一定是最美好的奥运会，而最成功的结果，就是把这一切都变成更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