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海

摘要：宋南渡时期词学批评活跃，在北宋对词体特征的讨论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多元的看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提出了“复雅”的词体观，具体表现为倾向于认同词体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的诗化趋势，同时也看到词体合乐的特性。此期词学批评为后世词学的发展和具体的创作实践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枢纽地位。

关键词：宋南渡时期；诗化；合乐；复雅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9－０113－０4

北宋中晚期出现不少了以讨论词体特征为中心的词学批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第一个提出了“以诗为词”的命题，此外，北宋晚期不少人都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就诗与词作了专门的系统论述，强调了词体的独有特征“自有一种风格”；张耒也表达了推尊词体的观念，在《东山词序》中评价贺铸的词：“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治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对词体的推崇已经上升到与古诗并驾的层次上了；李清照在《词论》中回顾了词的发展，正式提出“词别是一家”，指出词体和诗体之间的区别，总结了词体的特色。这个时期诗词两种文体的辩证思考显示的是词体成熟后的必然现象，词以其独立的文体特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基于北宋晚期对诗词关系的认识，宋南渡后对诗和词的关系的看法继续深入，对词的诗化基本持肯定态度，同时也承认词体区别于诗体的重要标志是合乐。面对靖康之难，主战还是主和的矛盾超越了一切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相应地，这个时期词的社会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换句话说，词的功能从南渡前主要描写一己悲欢向社会现实贴近，这一转换为词体的进一步发展和被主流文学接受创造了条件，也显示出词体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将宋南渡词学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词之诗化、词之合乐以及词之雅化。

一、词之诗化

宋室南渡后词学思想主张词有寄托，其实质是为了使词体尽量贴近主流文学，发挥和诗歌一样的道德教化功用，为士大夫阶层对词体的接受、喜爱创造理论依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因为时代巨变带来的必然后果，事实上，主张词有寄托的观念可以溯源到北宋初期①，黄庭坚、晏几道、李之仪、张耒等人也不同程度表达出词别有寄托的观念，尤以黄裳的《演山居士新词序》最为鲜明。该序完全以儒家的诗学观念来要求词体，企图使以娱乐交际功能为主的词体也承担起道德教化的责任，成为南渡后鲖阳居士的复雅理论的先声。

《复雅歌词》词集以“韫骚雅之趣”为评词选词的标准，强调词要有所寄托。对苏轼《卜算子》的点评：“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考槃》是写贤人失志，苏词确乎含有此意。再如论七夕诗词时云“词章家者流，各以文力相高，徒欲飞英妙之声于尊俎间，诗人之细也夫”，也是同一宗旨。鲖阳居士在为词体溯源时直指《诗》，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词与《诗》同一体系，应该有所寄托，不徒为娱乐文字。南渡后主张词有寄托非独鲖阳居士一人，而是当时词坛的普遍现象：

（苏轼《洞仙歌》）或谓东坡托花蕊以自解耳，不可不知也。

许彦周《诗话》云：晁无咎在崇宁间，次李诚之长短句韵，以吊诚之，曰：“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便与世江湖永相忘，还堪乐。”不独用事的确，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离骚》，故特录之。

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

可见，在南渡后主张词有寄托的观念是得到公认的，在实践中也是得到了印证②。南渡词人在词中采用寄托的方式表达情感，明显是受到诗文的影响，同时也和当时政局复杂，当权者（主要是秦桧）所采取的高压政策有关③。

除词主寄托的之外，南渡后词学批评也深受诗学的影响，对词的遣词造句、炼字用语乃至篇章结构多加论说，明显带有江西诗派论诗的影响。

公（张元幹）博览群书，尤好韩集、杜诗，手之不释，故文词雅健，气格豪迈，有唐人风。

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如贺方回“淡黄杨柳带栖鸦”，柔处度“藕叶清香胜花气”，二句写景咏物，可谓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

徐干臣：“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庭芳景。”“驻”字当作“去”字，语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按杜少陵诗“灯前细雨檐花落”，美成用此“檐花”二字，全与出处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难矣。

……中间有“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之句，人皆以为少游自造此语，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临安，见平江梅知录云：“隋炀帝诗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少游用此语也。”予又尝读李义山《效徐陵体赠更衣》云：“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玉腕不胜金斗”，其语亦有来历处。乃知名人，必无杜撰语。

不但是词学批评已经非常自觉地将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原则运用到词的鉴赏中，就是在创作实践上也得到词人们自觉的运用。“夺胎换骨”、“化俗为雅”等等作诗的原则被大量运用到南渡词人的创作中：

贾浪仙诗云：“长江飞鸟外，主簿跨驴归。”又云：“长江频雨后，明月众星中。”予故取其语。（王灼《水调歌头》）

重九登醉山堂，戏集前人句作鹧鸪天，令官妓歌之，为酒间一笑。前一首，自为之也。（周紫芝《鹧鸪天》）

总之，随着词体的发展和词学观念的变化，从主题到功用，甚至具体的创作技巧都用诗的标准来衡量词已经是南渡词坛的普遍风气。这和理论上将词比附于诗，追求诗词一体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

二、词之合乐

鲖阳居士《复雅歌词》云：“末卷言宫词音律颇详，然多有调而无曲。”突如其来的战乱使得人们奔命不暇，词乐的丧失是很严重的。朝廷因为二帝北上而禁乐，高宗曰：“（建炎二年）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绍兴元年，始飨明堂。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④《复雅歌词》序亦云：“屬靖康之变，天下不闻和乐之音者，一十有六年。绍兴壬戌，诞敷诏音，驰天下乐禁。黎民欢抃，始知有生之快，讴歌载道，遂为化围，由是知孟子以今乐犹古乐之言不妄矣。”蔡伸的《减字木兰花》也说：“癸亥元日，秀守刘卿任有词。时余适至秀，因用其韵二首，时初用乐。”词曰：“彤庭龙尾，礼备天颜知有喜。九奏初传，耳冷人间十七年。”这些记载给我们一个错觉，认为南渡到绍兴十二年这段时间没有歌曲传唱，时代的动荡削弱了词体的音乐性，“且自金兵入汴，风流文物扫地都休。士大夫救死不遑，谁复究心于歌乐？大晟遗谱，既已荡为飞烟，而‘横放杰出之词风，更何有于音律之束缚？此南宋初期之作者，惟务发抒其淋漓悲壮之情怀，不暇顾及文字之工拙与音律之协否，盖已纯粹自为其‘句读不葺之诗”。南渡时期的词坛对词体文学性的重视的确超过了其合乐性，强调诗词乐同源的目的也在于提倡词本情性，要求词要反映士大夫文人的情性，而不是佐酒侑欢，换言之，还是词的诗化和雅化。

在《复雅歌词》序中鲖阳居士将“今乐”和“古乐”做了区分，并将词的产生置于由诗而至乐府的演变过程，显然是希望词能以诗为标准，以蕴涵“骚雅之趣”为高。他和李清照一样正确指出词乐的性质是混杂异域音乐的“今乐”而非中原本土的“古乐”，词之产生，时间大致在开元、天宝间：“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为淫乐，而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是始依乐工拍但之声，被之以辞句；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我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于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樽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以古推之，更千数百岁，其声律亦必亡无疑。”不嫌拖沓地引出这段话，是想说明词的合乐性。鲖阳居士显然是认为词不能上接诗“骚雅”之传统是因为古乐不存，只能以词随“淫乐”曲度的缘故。居于音乐的更迭规律，他非常有远见地预测到词乐必将消亡的前景。

南宋时期的词学理论都将词的产生置于“《诗》——乐府——声诗——词”这样的演变链条中，承认词体的合乐性。除了上引鲖阳居士看法外，尚有：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三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魏晋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⑤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骚词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

名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⑥

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

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若《小秦

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⑦但是，我们要看到南渡后的这种认识和北宋时期沈括、李清照等人已经有了分歧，他们的重点在于上攀诗骚，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故要求词复雅，上追古乐。

在南渡后词体的“诗化”的趋向基本没有争议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努力保持其音乐性和抒情本质。南渡后词作仍然保持了合乐的特性，某些词作广为传唱，甚至流传到北方：

陈东，靖康间尝饮于京师酒楼，有娼打坐而歌者，东不顾，乃去倚阑独立，歌《望江南》词，音调清越，

东不觉倾听……⑧

绍兴初，都下盛行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

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其谱传自赵忠简家。忠简于建炎丁未九日南渡，泊舟仪真江口，遇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叩获九重故谱，因令家妓习之,遂流传于外。⑨

绍兴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词，不知为谁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传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张总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怆然曰：“此词殆为我作!”既归不寐，遂用韵赋四阕。⑩

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渡后禁乐的时期，人们仍然乐于传唱好词佳作。南渡词人也不断在创作可以合乐而歌的词作，并没有完全放弃词体的音乐性。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南宋中期出现以和律为创作原则的姜派词人。

南宋词文学性和音乐性都得到重视的局面对词体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利的。南宋词人在借鉴诗歌扩大词的表现范围、提升词的意境、拓宽词的功用的同时，仍然意识到词体的音乐性是其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自觉地在创作中注意词的合乐可歌。宋高宗还亲自制曲创新词牌：“慈宁殿赏牡丹，时椒房受册，三殿极欢。上（高宗）洞达音律，自制曲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左右皆呼万岁。”可见以词合乐在南渡时期是自觉的行为。我们翻检南渡词人的词作，会发现不少词作的序中有关于其词可歌合乐的记载。

绍兴乙丑春二月既望，李文中置酒溪阁。日暮雨过，尽得云烟变态，如对营丘著色山。坐客有歌怨王孙者，请予赋其情抱，叶子谦为作三弄，吹云裂石，旁若无人，永福前此所未见也。老子于此，兴复不浅。（张元幹《怨王孙》序）

昔贺方回作此道都城旧游。仆谪居岭海，醉中忽有歌之者，用其声律，再赋一阕。恨方回久下世，不见此作。（康与之《风流子》序）

予旧有《柳梢青》十首，亦因梅而作。今再用此声调，盖近时喜唱此曲故也。（杨无咎《柳梢青》）

事实上，南宋时期的词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都没有对词的音乐性表示怀疑，只不过不把音乐性作为对词的最高准则罢了。这种现象在王灼《碧鸡漫志》中得到了理论的阐释。

王灼在词的诗化和合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即“本于情性，稽于法度”。鲖阳居士的观念显然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完全将文学看作教化的工具，而王灼在追溯词体的起源时，虽然还是以《礼记》、《毛诗序》话语来表现，但已经表现出超越同代人的见识，“故有心即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将诗词的产生归结于“心”，“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强调有所感才能有所作，而不只是简单攀附《诗》。王灼已经意识到诗歌感动人的是其艺术感染力，他很明白地说：“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就不反对“以诗为词”的现象，这就比鲖阳居士要求复雅，“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一元化的观念更为合理。王灼强调“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这个“本”就是情性。胡寅在追溯词的起源后说词体为“曲”的原因是“以其曲尽人情耳”，也肯定了词的根本在于表达情性。

王灼《碧鸡漫志》除了在探讨词的起源和发展时对词的合乐性加以强调外，更是用了三卷的篇幅来专门探讨曲调。在曲调考证的过程中再次强调诗词本一体的观念：“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为词曲，……或曰：‘此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词虽有不合音律处，但能以词言心，表现士大夫的情致，故能得到王灼好评。与此同时，他以音乐的雅正标准来强调词的雅正：“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中正之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则可用。中正用，则平气应，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气而用中律，得中气而用正律，律有短长，气有盛衰，太过不及之弊起矣。”“诸谱以律通不过者，率皆淫哇之声。”要求以“中正之声”来约束词，这和他以情性为本的词学观并不矛盾：“古人因事作歌，抒写一时之意，意尽则止，故歌无定句。因其喜怒哀樂，声则不同，故句无定声。今音节皆有辖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辄增损，何与古相戾与？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古人岂无度数，今人岂无情性，用之各有轻重，但今不及古耳。”这就辩证地将“情性”与“合乐”进行了说明，“情性”乃诗词的共性和创作的根本，“合乐”则是词体有别与其他文体的独特之处，因此作词要“本之情性，稽之度数”。王灼显然很好地在词体的文学性与音乐性两者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为词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宋南渡后对词之诗化和词的合乐性的思考其实质都源于词坛“复雅”的思潮，是“复雅”思潮的具体化。

三、词之雅化

鉴于南渡后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雅俗的问题在词学批评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掀起了“复雅”的潮流。最早明确提出“雅词”的概念是王灼，他在《碧鸡漫志》卷二云：“雅言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为《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明显是对北宋词风的批判，认为词作中难于找到“骚雅”，而多“淫艳猥亵”，也是从词的内容出发，“雅”开始被上升到道德的层面。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白居易《与元九书》：“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可谓一脉相传，实质都一样期望文学有补于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加以强调，其实也就是要求文学和时代现实紧密结合，不要作无谓之文（词）。

鉴于徽宗朝淫乐的世风，联系亡国的耻辱，鲖阳居士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在情理中的，他期望南渡后的词作能够避免北宋词的弊端，走上“骚雅”之路，是对徽宗朝词风的反拨，也是对世事的关怀，在当时的词坛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其目的是想将词的功用提到教化的高度，以期裨补时事。为了维护正统的文学传统，面对生机蓬勃的俗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们自然强调“雅”。这个“雅”实际上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意识、审美趣味的流露，也是士大夫价值观念的流露。故王灼一边承認“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显然也对其词作的语言艺术加以肯定，一边又排斥柳永“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不知书者，尤好耆卿”，明显地表现出词要有所寄托，能警世人，而不是一味只供娱乐，出现了推崇雅文学鄙视俗文化的价值观念。王灼还斥责李清照“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他期望词在创作中改变这种风气，以“雅”来衡量词的高下，“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借音乐来分雅正，强调“雅”的道德性。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更是直接以词的道德内容来判断雅俗：“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也完全是从词的思想意识出发的。

黄裳在《演山居士新词序》中，把这种以诗观词的眼光叙述得更为透彻，认为诗歌要表达志趣、情理，要能言德、政，词亦该如此，故云“予之词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自觉地指出词要“正”，也就是要求词除了欢娱功用外，更要注重社会功用，词的功用被放大到与诗等同的地位。此后的词学领域，这一观念就逐渐得到认可和肯定。黄大舆《梅苑》专门收集咏梅词作，被后人指责：“考巳酉为建炎二年，正高宗航海之岁，山阳又战伐之冲，不知大舆何以独得萧闲，编辑是集。殆‘巳酉字有误乎？”，认为黄大舆不问世事极不能理解。事实上，《梅苑序》已经很清楚地透露出当时词求雅正的风尚，“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记，盖同一揆”，已表明他收录前人咏梅之作是有用意的，非独雅玩而已。以上可以见出南渡诸人认为的“雅”即指内容的雅正，希望能以词抒发士大夫的情志。

南渡诸人对“雅”的推崇，直接导致后人以“雅”来命名自己的词集，张孝祥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词集《雅词》，有不少人为之作序，陈应行在《于湖雅词序》中云：“凡数百篇，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就是兼顾了词所表达的内容和语言风格而言。再以对苏轼的接受为例：徐度《却扫篇》云：“（柳永）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胡寅《酒边词序》也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苕溪渔隐丛话》处处流露出这种崇雅尚格的意识，对苏词的一再赞赏即表明了这一态度。南渡时期苏词之所以高出柳词，是其题材摆脱了歌儿舞女生活以及市井情爱，将士大夫的襟怀展现在通常认为是小技的词中，甚至开始出现以词托志的萌芽。换言之，南渡后对苏轼的接受是和复雅的思潮相表里的。

总的来说，宋南渡时期的词学批评深入探讨了词体的本质和特色，在词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北启南的枢纽作用。

注释：

① 参见张惠民《宋代词学的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7页；段学俭《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

② 黄沃为其父黄公度词所作的按语即是很好的例证，可参见《全宋词》本。

③ 参见韩酉山《秦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68－182页。

④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130《乐志》。

⑤［宋］王灼：《碧鸡漫志》卷1。

⑥［宋］胡寅：《酒边集序》。

⑦［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⑧［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8引《夷坚志》。

⑨［宋］毛幵：《樵隐笔录》，转引自《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页。

⑩［宋］洪迈：《容斋随笔》卷3。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