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岩　万静文

走进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杨千还是一个懵懂的19岁青年。小平头、黑条绒棉鞋、蓝卡其的棉猴(带帽子的棉衣)套了一个同色的套袖，肩上扛着被褥，手里拎着网兜。考大学之前，他已经在母亲的单位当了两年临时工，跟成都一所中专的美术老师何多苓学了几年画。1978年3月，“师徒”两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时的何多苓已经是四川小有名气的画家。

跟何多苓的名声相当的是外号“罗锅”的罗中立。参加高考的时候罗中立29岁，平时安全帽、工作服，标准的工人阶级打扮，业余画连环画补贴家用。罗中立投考川美纯粹出于经济考虑，他听说大学生每月的补助是50几块钱，当时他的学历是中专，中专生每月的补助是29块。女朋友的父母极力赞同他考大学，罗中立兜里装着亲手染色的与女友的合影走进考场。

杨千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和何多苓共用蜡烛。77级入学之初，宿舍晚上熄灯的时间是10点半，每回熄灯之后，敲桌子的敲桌子，拍门的拍门，各个宿舍传出抗议的喧哗之声，后来熄灯时间延长至11点，学生们知道再闹也没用，每人备下油灯和蜡烛。熄灯之后，点点烛光映在宿舍的窗户上。杨千和何多苓一个宿舍，都在上铺，头挨着头，熄灯之后共用一支蜡烛，西方的小说、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看他们能找到的一切东西。

同学之间年龄、阅历的差距很大，年长的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慢慢成为“大哥”，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随者，一个圈子里的人课余在宿舍切磋画技。宿舍狭小，光线、视角好的画画位置没有几个，但这让“圈子”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稳固。

快毕业的时候，杨千和罗中立共用一个6平方米的画室做毕业创作。重庆的夏天湿热，两人常常光着膀子画画。罗中立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当画刀，房间逼仄，他就把儿童望远镜倒过来用，增加空间的纵深感——《父亲》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有一次，正热汗淋漓的时候，杨千的女朋友在楼下拖着悠长绵软的川音传唤：杨千，我来了——她是来给杨千送鸡汤的。脚步越来越近，罗中立和杨千手忙脚乱地找衣服、穿衣服。女友叮嘱杨千“多喝鸡汤”的工夫，附近几个画室的同学已经闻到了味道。女友一走，大家倾巢出动，瞬间把鸡汤分食干净，抹抹嘴回去画画。

那时候疯的例子还包括：自己画肉票、菜票，去食堂混吃混喝；熄灯之后，把画室里的黑色衬布裹在身上，一手擎着蜡烛，一手托着用来临摹的骷髅挨个宿舍吓人；暗地里管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叫“粉子”——这个外号的灵感来自本地小吃醪糟粉子。以江米做的醪糟粉子比喻女生白皙的皮肤。“那个时候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所以那张脸就显得特别突出。”

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的门插好，不让别人进来，把水槽里放满水，脱得光光地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不讲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他可以吹出贝多芬、莫扎特。不过大家最爱的曲子是《苏联骑兵进行曲》，这后来成为川美油画系77级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楼顶的平台上乘凉。大家平躺着在楼顶上摊开，平台上没有护栏，不留神骨碌下去没遮没挡。骤雨忽至，众人狼狈爬起，顺着唯一的入口鱼贯爬回宿舍楼里。罗中立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黑茫茫的天地间，仿佛只有宿舍楼入口投射出来的一线昏黄的亮光，一大群人围着这个有亮光的洞口，像淋透的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去。

“我们那时候疯吗？” 已经步入中年的杨千端着咖啡问记者。“我们那时候没人嗑药、没人夜不归宿去通宵舞场跳舞。禁忌虽然打开，但总的来说控制得还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