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瑜

中国地名学的研究成果，大都从地名学领域出发进行本体研究。从语言、文化两个角度对地名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目前可见的有李如龙先生的《汉语地名学论稿》、《地名与语言学论集》、盛爱萍《温州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等少数专著。而壮语地名的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各类论著中。系统梳理和讨论壮语地名的研究成果，就笔者管见，当推覃凤余、林亦两位教授的新著《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壮语地名》)。全书共分七章，集地名语言及文化研究于一体，材料丰富，既填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系统研究的空白，又推动了汉壮语接触研究、壮族文化研究的进程，可谓二十一世纪中国地名学研究领域结出的一枝奇葩。

一、《壮语地名》的特点

综观全书，笔者以为，《壮语地名》一书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框架合理，重点突出。全书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壮语地名的分类”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的第三章“壮语地名命名法的特点”、第四章“壮语地名中的壮语与汉语”、第五章“壮语地名汉壮对译的对音价值”、第六章“壮语地名中的汉借词”是全书的主体。上述四章内容集中对壮语地名中所反映的语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着意挖掘壮语地名中所蕴涵的壮族文化。第七章“规范化与民族文化”从“定音”、“定义”、“定形”三个角度为壮语地名的规范化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材料丰赡，数据可靠。《壮语地名》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普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24个县、市出版或未出版的地名资料，建立了自然村屯多达37926条壮语地名的资料数据库。前期资料工作可谓细致入微，材料丰富，避免了以往此项研究材料的零散性。全书在在数据库的基础上，整理出《22县市的通名及常见专名的汉字使用情况表》，此表为学术界提供了壮语地名详尽的语言资料，做了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此表也奠定了全书工作的基础。书中主要观点的阐发基本都在定量分析的前提下进行，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三)方法科学，言之有据。《壮语地名》自始至终都以地名学、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参以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无论是在宏观地名分类还是微观分析具体地名时，都言之有据，令人信从。

二、《壮语地名》的亮点

粗粗读来，《壮语地名》可圈可点甚多。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壮语地名所反映的壮族方位认知、颜色认知以及主观意愿等有趣现象，得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结论。下面以方位认知为例，对该章研究成果稍作介绍：

学者与成果评介1.通过对比汉壮方位认知的不同，认为造成汉壮两族对方位认知和表达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地理环境的不同。进而通过统计gwnz(上)、laj(下)、naj(前)、laeng(后)、ndaw(内)、rog(外)、swix(左)、gvaz(右)在壮语地名资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得出使用度最强的是laj(下)、gwnz(上)，最弱的是swix(左)、gvaz(右)，跟人类空间维度习惯顺序一致。从而得出壮、汉两族两相比较，前者对空间方位的认知与表达更多保留了人类文明的原生性的结论。

2.通过进一步考察gwnz(上)、laj(下)、naj(前)、laeng(后)、ndaw(内)、rog(外)在地名资料库中成对出现和省略一方的使用频率，得出laj(下)隐含gwnz(上)、laeng(后)隐含naj(前)、ndaw(内)隐含rog(外)的结论；通过进一步考察laj(下)、ndaw(内)等的泛化义用法，得出没有与之相对的gwnz(上)、rog(外)泛化用法。

3.在前述基础上，根据上、外、前与下、内、里的方位性质差别，得出汉壮语泛向呈对立状态：汉语重外显性情貌引申，为外显型空间；壮语重内隐性情貌推衍，为内隐型空间的结论。

《壮语地名》对于壮语方位认知的研究成果，不失为研究壮族思维方式的一个成功个案，也是为民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材料。

第五章“壮语地名汉壮对译的对音价值”，以翔实厚重的材料、例证、表格与扎实严谨的音韵学考证，成为《壮语地名》另一出众的亮点。该章共讨论了本族词的音译用字、壮汉音义相近的词、汉借词的历史层次、壮语地名的音译反映的语音层次等四方面的内容：

1.本族词音译用字为语音学、语音史研究提供了参照。

为语音学提供参照的例子，如在南丹县地名中，对壮语的村庄mbanj一词的音译用字共有三组：“板、摆、盘”；“麻、蛮、挽”；“反、饭”。这恰好反映了 mb→m→f音变过程。为语音史研究提供参照的例子较多，多集中于阴、阳、入三类韵尾的对转。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通过调查发现壮语地名音译字中，三个塞音韵尾常有混用的现象，既合于古壮字的谐声偏旁塞音韵尾混用的特点，又与宋代诗文用韵情况较接近。

2.壮汉音义相近词、汉借词的历史层次以及壮语地名音译的语音层次研究为早期汉语、壮语词汇的接触、借用情况及其时代性提供了许多具体而又严谨的考释个案研究，有些结论与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商榷，值得注意。下面试举二例。

(1)壮语中表示雄性、表人的类别词头boux，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该词与同属古百越族的先秦时代的吴国、越国国君名称的前冠字“无”、“夫”同源。^[1]《壮语地名》通过考察汉语“父”字在广西平话、粤语方言中读音的演变情况，认为壮语的boux可能即汉语的“父”，是中古以后借入壮语的汉语词。其语音证明的过程清晰有据，结论令人信服。

(2)壮语地名中有许多含haw和fawh，一般都有作为乡村圩镇的历史。目前有学者认为：南方汉语方言中作“集市”解的“圩(墟、虚)”原本读作*h□¹，借自古越语*f□⁴。而古越语□*f□⁴由*b□⁴演变而来，其本义为“码头”。后来的侗台语又从将“集市”成为“虚”的汉语方言中借入*h□¹。^[2]《壮语地名》一书从“墟、圩”、“埠”在中古音和现代汉语粤方言中的语音演变出发，结合大量古代文献例证，提出壮语的fawh和haw均来自汉语，这两个词之间没有同源关系。haw是“墟”的音译，fawh[f□u⁶]是“埠”的音译，都是汉语借词，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入壮语地名的，而且“埠”进而壮语的时代比“墟”晚。这一观点更清晰地解释了壮语地名中表示“集市”义haw和fawh的来源。

三、《壮语地名》的学术与应用价值

《壮语地名》的学术价值有语言学和文化学两方面。语言学领域，如前述第三章在认知语言研究、第五章在壮汉语接触研究独具意义。

壮族悠久的文化，在壮语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壮语地名》对蕴含于地名之中的壮族文化的挖掘，可谓随处着笔，不遗余力。我们随处摘取几例。来宾的“麒麟山”，壮语名“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意为“大腿间的女阴”，实则反映了壮族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生殖崇拜文化。意愿地名所传达出来的意愿大多停留在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而精神层面的思安祈福都是汉语借入的层次，说明壮族地区虽然物质水平比较匮乏，但社会基本稳定，少受战争的动荡和苦难。另外，壮语地名的汉语与壮语形式、壮语地名中的汉语借词，本身就是一部汉壮交融史。

《壮语地名》还体现在其在地名管理方面的价值。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壮汉文化剧烈交融，壮文化如何在主流的汉文化中得以传承以至不被淹没，是文化工作者和各级地名管理部门都要冷静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书中多处章节谈到壮语地名中汉语与壮语问题实际反映的就是壮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问题。比如，靖西县对壮语地名的标准化处理时，mbanj的汉译不取音译“晚”，而取意译“屯”，这一做法在书中如是评价：“意译導致地名口语与书面语脱节，不符合当地的语言实际。如果这种人为的脱节不尽快得到遏止的话，书面语一旦借助其强劲的发展空间和势头，很有可能覆盖掉原有的壮语口语，导致壮文化的流失，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种流失不是个别发生的，而是集体性、成批量的流失。”^[3]对壮文化流失之心急如焚、痛心疾首，溢于言表。

基于此，书中第七章专门提出壮语地名在定音、定义和定形等方面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的若干建议，具体、实际、操作性强。最值得称道的，书中谈到的语言操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壮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观念。比如，汉语地名和壮语地名都面临分化重名的问题。汉语的做法有数字排序，如“一面坡、二里沟、三都、四塘”，还有用东西南北等序列化，如“山西、山东”等。壮语用附加单音名词的办法，如三个地方都叫“山腾”，分化为山腾老、山腾校、山腾内，其中“山腾校”以此地有个学校而名。后附单音名词之法与汉语迥异，极具“壮味”，如果好好加以发掘利用，对壮语地名的命名、更名等管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因为可供选择的名词是无穷尽的，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特产、地形地貌、奇闻逸事、神话传说等等都可以成为附加成分。这样的操作办法在书中多有阐发，真正起到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有应用价值。

四、《壮语地名》的不足

总揽《壮语地名》一书，特点鲜明、亮点突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白璧微瑕，《壮语地名》一书自然也存在着极少的不足之处。笔者水平不高，略陈两条，以求教于著者和其他读者。

1.壮族文化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

笔者在前文曾说过《壮语地名》挖掘地名中的壮族文化，用不遗余力来形容不足为过。但遗憾的是，《壮语地名》没有集中对地名所蕴含的壮族文化作系统性论述，致使从地名的角度所进行的众多壮族文化研究成果散见于全书。那些想了解地名里所包含壮族文化的读者，难免有全豹之想。

2.如有索引更加方便

《壮语地名》所涉及的材料丰富，地名繁多，但因缺乏索引，所以也带来一些不便。笔者想在书中查找有关“gamj(岩洞)”的资料时，便感觉查检起来颇费时力。如有索引，则省时省力了。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为本书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壮语地名》“将广西20多个壮族聚居县(市)的现代壮语地名制成壮语地名库，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对这些地名全面梳理，建构壮语地名的词汇学系统，追究命名之来由，探索文化之底蕴，且特别重视壮族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在语言、文化等多个层面上都有创获。”^[3]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参考文献：

[1]李锦芳.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82.[2]韦树关.释“圩(墟、虚)”[J].民族语文，2003(2)：42.[3]覃凤余、林亦.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