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梅　王　芳

摘要：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要素是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但在经济理论中和中外经济思想对其认识上却有一个漫长、曲折的变迁过程。有意识地从文献中提炼其有价值的思想和智慧，成为我们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资源和环境生态难题的思想源泉和财富。资源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和世界性属性也决定了只有通过各国、组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根本解决。

关键词：理论比较；自然资源；生态危机；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011-04

自然资源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要素统称。”一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会为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保证。我国进入2000年代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源供应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的负面效应。这不但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力，也严重削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指数。如何消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生态瓶颈是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命题。通过追踪中外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得到治理该问题的若干有价值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资源供给思想

在经济思想发展的古典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理论中是一个重要性逐渐降低甚至消失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期，人们对财富和价值源泉的认识一直和自然资源联系在一起。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为世人所熟知。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也把自然所赐予的农业“纯产品”当作财富的唯一源泉。然而，从亚当·斯密以后，自然资源无价值思想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乃至在以后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中都占据支配地位。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自然的要素虽然使用价值极大但交换价值极少甚至没有。李嘉图重申了斯密的这个思想，指出太阳、空气等自然要素“由于使产品数量增加，使人类更为富裕，并增加使用价值，所以对我们是有用处的；但由于它们所做的工作无需报偿，由于使用空气、热和水时无需支付任何代价，所以它们提供给我们的助力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任何增加”。马克思坚持并发展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樣，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此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遂转向以成本论、效用论和供求均衡论为主体的价值观。如马歇尔主张成本和效用共同决定商品价格，只有当成本和效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价格才能稳定下来，即所谓的均衡价格理论。而既然自然资源无须支付成本，当然也就没有价格，或者也可以说没有价值。后来的萨缪尔森等持与此一致的观点。综观以上理论发展脉络，自斯密之后自然资源的价值悖论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经李嘉图到马克思发展为劳动价值论；一是经边际效用学派到马歇尔发展为均衡价格理论。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均衡价格论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

二、马克思关于资源的三种“生产条件”思想

马克思的著作中除地租理论外并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系统论述。他和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源环境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三种“生产条件”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论述上。

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条件的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条件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即“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自然条件”，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它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作为生存资料的自然富源。第二，作为劳动工具的自然富源。前者包括土壤、水域等；后者包括瀑布、森林、矿物、煤炭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增加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增加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自然资源的配置与教育、福利、城市空间等生产条件的配置一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外在自然条件的“价值”最终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和地租，而且取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环境保护运动。

马克思进一步地论述了生产诸条件与国家、市场的关系。首先，生产诸条件既是生产力也具有生产关系性质，包括资源和环境生态条件。生产的条件是在确定的财产、法律和社会关系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这些确定的财产、法律和社会关系与作为生产力的这些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既可能适应，也可能不适应。因为对于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的忽视，有可能削弱它们的生产力，继而间接地减少资本的生产力。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其次，生产条件的生产、分配不受市场关系(或价值规律)调节，必须有一种独立的机构，使资本能在适当的时间及地点、以其所需要的品质及数量获得劳动力、自然、基础结构和空间供给。这一机构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关于生产条件的供给问题。由国家供给生产一般条件似乎是自然的事情。“国家的功能就在于确保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这一点个别资本是办不到的”。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种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学派。该学派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出发，讨论资本主义市场和经济的增长对其自身资源、环境、社会条件的损害以及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对于当前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最早认识却源于卡尔·波拉尼的思想。

(一)卡尔·波拉尼警示

1944年，卡尔·波拉尼出版了他的名著《大转变》，研究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增长对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和社会条件造成的破坏所引起的发展和环境间的空前危机。他的思想警示人们深刻思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生态约束的重要性，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了先驱性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奠基。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条件尤其是资源、环境生态条件尽管不能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但资本还是要把它们当作商品资本来使用和交易。此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自然要素(资源、环境、生态条件等)具有了资本的性质。而由于它们无法以资本主义方式被生产和再生产，却以资本主义方式被买卖和利用，因此这些条件必须由国家来供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被政治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结合非但没有把自身的资源生态条件生产出来，反而加剧了其损害的程度，削弱了资本自身的积累能力和利润积累能力，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酝酿了危机可能。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一方，以资源、环境、生态等生产条件为另一方来阐释危机的。

(三)生态视角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

资本主义所出现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迫使资本和国

家去面对这些基本矛盾，对各种生产条件施加控制和计划，从而导致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生产条件更具有社会化特征(如环境规划、生态治理全民参与等)。虽然还不能主观断定从这一路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及过渡的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资本主义经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转向更加社会化的生产条件的供给时，资本主义便倾向于自我颠覆毁灭了。不过，资本主义自身并不具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自然而然倾向。需要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和强大社会运动(生态)的压力。总之，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形式、生产力形式和生产条件形式结合在一起蕴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和危机。

四、现代西方资源环境理论变迁

在1960～1970年代后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加剧等严峻现实面前，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资源耗竭及生态环境恶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约问题，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也从资源稀缺、增长极限等转向了环境治理问题。

对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研究始于庇古。他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看作一种负外部性，不自动进入生产者的私人成本，其产品价格只补偿私人成本而无法弥补全部的社会成本，偏离帕累托最有效率配置。庇古的补偿原则是通过第三方规制即国家征收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额度的税，称为“庇古税”，它一直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直至迄今为止的经典政策依据理论。但按照科斯的观点，征收庇古税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很可能导致相关人的利益受损，整体博弈结果很可能是比较利益下降。但只要事前清晰地界定环境等类似公共物品的产权，市场交易就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当然，其前提假定是交易成本为零。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环境经济的产权理论：由于外部性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而产权制度缺失是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因此可通过建立合理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麦多斯等人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针对长期居主流地位的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挑战性地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指出决定和限制增长的基本因素——人口、粮食、工业品和污染这四个变量都以指数形式增长，而只有自然资源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较少。无论政策如何加以调整，科技怎样进步，经济增长迟早会由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停顿下来。人口的指数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趋于枯竭将形成经济增长难以逾越的极限。要想从根本上逆转这种“世界末日”的到来必须彻底改变人类目前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经济增长方式，最终达到“零增长”。零增长思维给人类社会的资源透支行为敲响了警钟，也引起了人类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在此前的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就用触目惊心的案例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及发展观念的思考和讨论。同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了《宇宙飞船经济观》，将地球比作太空中的宇宙飞船，指出如果继续不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当超过地球承载能力时，就会走向毁灭。只有循环利用资源，才能持续地发展下去。

1968年，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Barbara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ene Dubo发表了讨论全球环境问题的名著《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星球的关怀和维护》。该书从地球的发展前景出发，从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角度评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呼吁各国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随之而来的就是罗马俱乐部对资源维持增长极限的叩问。1992年，世界自然同盟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发表了《我们的家园—地球》，对全球环境危机进行了广泛讨论，对发展与环境问题具有独特的见解：富国和穷国对环境危机应负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加上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以不同的观点看待这种危机，这反过来又妨碍一起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拉夫尔认为，全球的环境问题要求全球解决。

理论的推动和现实资源环境危机促发了各国和世界组织的应对行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达成共识：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环境污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全社会乃至全球发展的重大因素，各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保护环境、拯救地球。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UNCED)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使用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女士对于“可持续发展”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同时引起了人们对于代际公平问题的关注。可持续的理念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获得了共识。1991年，世界主要的环境保护机构提出了一份关于当前环境与发展危机的报告：《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强调人类文明处于危险之中，并提出了132项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采取的具体行动，呼吁所有人都采取可持續生存战略。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该文件阐明了人类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之间应作出的选择和行动方案，提出了与地球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的21世纪行动方案。《21世纪议程》被认为是人类环境与发展探索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除以上基本研究外，西方学者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其它相关研究还有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理论、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研究、越境环境问题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问题研究、环境非政府组织(NGOs)发展研究、环境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研究、环境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以及“循环经济”新思维。其中，后两种理论的影响尤为深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被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所证明。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今天必然要做出的最佳选择，也体现着经济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与环境最佳互动关系的发展新模式。

五、中国资源环境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与西方完整、多维的资源环境理论相比，中国确实没有形成自己系统完善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但却不缺乏深刻而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智慧。从秦王朝统一中国开始，一个“铁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体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华文明得以成型。中华农耕文明一万年以来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的侵扰，但总体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有限的。中国4000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3000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2000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

保护的明确法规和禁令。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道理，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使耕地经几千年而不退化。农民砍伐山林薪柴也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使村庄周围的燃料能永续利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科技从来没超出人力畜力和铁制农具的范围。人们自觉地根据耕地、山林草泽和水的资源总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自我調节的、可持续利用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片面追求产值的高速增长，甚至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也单纯地强调GDP的快速翻番，相对地对传统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生态问题认识不足，导致资源环境意识薄弱，资源环境政策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使我国资源环境的理论研究及政策制定相对滞后，而且呈现出理论研究滞后于政策实践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结了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借鉴吸收世界资源环境发展历史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1992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系统回顾了中国环境与发展的过程与状况，同时阐述了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并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2l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和各个领域的主要目标。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很多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制定了部门和地方可持续发展实施行动计划。1996年3月，八届人代会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及管理体系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相关法律起草、监督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2002年，中国政府向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全面总结了自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情况和成就，履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有关文件的进展及中国今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想。同年，我国又制定了《中国2l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指导思想，同时设定了改善环境质量、遏制生态恶化的具体目标。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又进一步确定了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思想。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资源环境理论思想变迁、演进的分析及实践行动进展的要述，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无论中外古今，对资源约束、环境生态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探索有效解决机制、路径的行动脚步从没有停止过。从这些文献及其中所凝炼的智慧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是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处理和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一共同理论现实难题的永远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和财富。而资源环境问题的公共品性质和世界性属性也决定了只有通过各国、组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根本解决。世界的事情要由世界人民办。人类只有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才能求得人同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

对于资源环境问题，温家宝同志的论断最具现实精神和远见：“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冶，突出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和建设；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推进资源开发与节约，依法严格保护环境与生态……减少环境污染。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只要我们努力践行这一路线和方针，我国资源可持续供给和环境生态良性治理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柯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