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济清

其一

提笔落下此题，我心中大抵是诚惶诚恐的，毕竟韩寒名声在外，取这个题目，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思来想去，这三重门与《三重门》似乎还有一个书名号的差别，何况“三重”本出自《中庸》，所谓“王天下有三重焉”，讲的是君王称霸天下的道理。且慢，那“重”是重要的“重”，韩寒的《三重门》我至今还未参透出那“重”字的奥妙，所以干脆置之不理。但我这里的“重”呢，却是双重的“重”。而退一万步讲，实在不济，我也可化用阿Q的名句，摔笔拍桌曰：“韩寒写得，我写不得？”虽是虚张声势之举，但也可使怯懦的心稍壮些胆气。

由此切入正题，所谓三重，若注解无误，当是仪礼、制度、考文；而三重门呢，大概便是以此命名的三道关隘了。在我的思考中，这三者便成了人自呱呱坠地起，势必要跨越的大山。而笔者此时，也正处于这深山老林中，试图一步一个脚印地翻越着。虽说苏轼教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是告诫我这般多嘴多舌之徒应当“讷于言而敏于行”，等到了山巅再讲讲体会，谈谈心得，无奈近来世道怪得很，虽一如既往的有人失足坠崖，可终究有几个绕山而行者，竟误打误撞出人头地，想必果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却严重伤害了我等脚踏实地者的自尊心。于是我便按捺不住地想跳出来说两句，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那么多覆辙歪斜着通往前方，我也便鼓足勇气，揣摩那三道铁门后，究竟所藏何物呢？

其二

第一座门大抵是启程之初便可眺望其踪影。走近一看，这门却深不可测，雾气弥漫，一丝不苟，却华美至极。

想必此乃“仪礼”也。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什么“二十四孝”、“三从四德”之类，却是鲁迅那篇《狂人日记》。因为依先生的观点，国人有着近四千年的吃人履历，那国人崇尚的礼教想必也“似乎确凿”是会吃人的，我不禁吓得倒退几步，想象着这座门像猪笼草般将进入者生吞活剥的情景，一面又暗暗赞叹先生用词的精确。

可先生本非狂人，这我是知道的，因为鲁迅若是化外之人，是不会仅活了短短五十余年，理应更长寿便是。由此推论，先生剩下的阳寿，一定是被那可恶的吃人的礼教给饕餮了的。我不禁哑然了，连可敬的伟大的先生，都不能从这棵猪笼草的肚子里逃脱，更何况我等凡夫俗子，只怕到死都执迷不悟。

于是我心中稍稍揣摩下先生的时代，当年袁世凯为称帝作铺垫，曾掀起过尊孔复古的逆流。既然是逆流，那必然是不会长久了。在中国，非主流的东西会被主流所抹杀。所以袁世凯驾鹤西归，却连累了全国孔庙里的泥人陶俑陪葬，想当年孔子大概是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类的狠话，不料今日诅咒实现，却恍然发现原来自己也不能幸免。这一切只因“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幸亏孔老人家去世久远，否则依国人的性子，是否会被焚骨扬灰，我无法做个臆断，总之几十年后岳飞墓被扒，似乎确有其事。

那么礼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只知大概是孔孟之道的精髓，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吧。这礼，小到平民百姓，大到王侯将相，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的生活必需品，就好像衣服一样，是个正常人都得穿。但古怪的是这衣服居然都是一般尺寸，全怪孔夫子不曾细察国情，做了近乎乌托邦的事，以为天下人都是自己这般儒雅礼貌。于是后人想穿得舒适，除了指望自己身材标准，便只得忍痛削足适履。当然，古之阮籍，刘伶生性洒脱，也不过将衣物解得宽松些，至于鲁迅的生活我大抵是看不出有什么“败坏伦理”的，也许按国民党的理论，他是一个“堕落文人”，但堕落也不过是思想的堕落，这一点和“生活里中规中矩，头脑中掀起风暴”的卡夫卡有些类似。相反的，在刘、阮之后那些自诩风流放荡不羁，实则行为扯淡不止的东晋后生们，专行一丝不挂之举，不但害竹林七贤担负这五胡乱华的罪过，其本身的举止大体也与禽兽无异了。这类人以放纵的名义盲目地解放自己，痛恨高雅，鄙视善良，古今中外皆有之，其实不过因自身粗鄙，过不了这重门而已。真正有资格调侃一二的人，譬如鲁迅、阮籍，身上都有高雅洒脱的气质，穿着这身衣服也很合身，不过因样式呆板，且为那要命的一样尺寸而批评几句，以达鞭策改进之效。

想到这层，我心知过此门，方为人，便鼓足勇气接近，见那门虽大，供人过之处，高不过一米多，逼得我躬身而入，真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过了这重门，我整整衣服，遥望远方，只觉那道路宽敞平坦了许多，又回头眺望，云雾缭绕间，我通过的小门仿佛一个黑洞，又仿佛一个圆孔。对了，便是孔子的孔，儒礼一家。可稍行两步，心中又觉不对，毕竟也会是孔乙己，乃至孔方兄，都是同宗，几千年前说不准是一家。我不免汗颜，但从门的气魄来看，非后者不能为也。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同情，毕竟孔家精雕细琢的大门被人拆下搬上荒山作路障不说，又好比李逵的利斧，传了几代居然落到了李鬼的手中，又传了几代，斧头又变成了榔头，面目全非。唉，这门的气势越发浮夸，底气便越发不足，我叹一口气，低下头继续前行了。

其三

我继续向前行进着，大概不是很久，那视线的尽头，便端正地出现了一座铁铸的巨门，那门肃杀森严，令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只觉得门上刻着“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但毕竟这不是冥界，我定睛看去，门后也不曾流淌着一条浮满亡灵的阿刻隆河，更不曾有勒索船资的摆渡人。可我越是接近，越深觉那自土地里升腾而出的杀气。

制度。如果礼仪是王术，那么制度便是霸术。

《中庸》说的极是，王天下的要点，承仪礼，继考文的脊梁，便是这罗网一样的制度。

对于古之统治者，这制度便是一统的前提。先秦贵族当权，封王列土，缺乏经验的周天子嫌手中的罗网头绪太多，便将那网的绳索逐级分发，结果七国共执一端，秦帝觉得周天子碍手，干脆剪去了他手上的线头，抢了他手中的九鼎。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制度也走马灯似的变着。统治者从贵族到士族，从士族到寒族，官职由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最终皇权独揽，选拔人才的方式由察举，到九品中正，再到科举考试，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直至满清终于倒塌，腐朽不堪的等级制度看似寿终正寝，然而国人本性难移，仍不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孔子的“大同”世界终究未实现。但在凡人眼里，那一个个粉墨登场的统治者与他们的日子本无瓜葛，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何况鲁迅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封建时代，平民都不过是做得稳或做不稳的奴隶罢了。可奴隶做不稳时的抗争，终究还是惊着了帝王们，毕竟刘季和朱重八的例子鲜活地搁着，干脆给奴隶们一点盼头，给点权力让他们自己管制吧。

之所以中国的制度犹如一张罗网，是因为无论奴隶，封建，民主，共和，从政的根本目的无非“升官”二字，削尖脑袋钻营，乃是一大特点。西汉只设州、县两级，且州一级与中央平等，官员不多但升迁极快，而到了清末，帝王将臣子的权力一部分没收，一部分打乱了分发下去，让他们为这些个残片奔波终生，要什么政绩出众，上司怎能看你平步青云，皇上怎能任你民望卓增。可怜大小官员毕生精力全浪掷在官场上。以上这些易中天早有论述，我也不便班门弄斧。只是“官本位”作为一种文化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大行其道，如今刘墉的书名《我不是教你诈》大概也是无奈地讥讽一下国人对勾心斗角现象的麻木不仁。

我所遗憾的是到了如今，清令简政仍未有多大成效，虽然官场开始看政绩了，但才干卓著者，一步步爬到国家的顶层，也必是两鬂斑白。长者风范是足了，可时间不等人，死神更不等人。况其升迁历程，个中滋味，也只有他们自己体会了。总之民主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开玩笑地说只因那黄山五岳并非香格里拉，长江与黄河中流淌的污水渐多了，而德先生与赛女士的血脉并不见长。我的足迹只能在国界线里徘徊，学不得余秋雨先生千年一叹般的文化苦旅，只是大抵知道，在民主的故乡，官员是被当做公仆看的，也有狂傲者以君主自恃，但在制度的监视下也只能戴着镣铐跳跳舞罢了。至于东方，民主方来，尊严早被袁某人的乞丐请愿团来了个下马威。这民主毕竟是舶来品，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底蕴，在专制与奴性的堵截下，千疮百孔的制度最多只能令国运插翅难飞。

我打量着那重门，心中惴惴不安得很，只因那圆门在我看来，活像一枚“开元通宝”，果然钱权一家。我深怕自己陷于名利不能自拔，不敢接近，可又必须过去。愣了半晌，决定从门旁攀岩而过，不想手脚蹬上门框，只听“轰隆”一声，那铁门轰然倒下，落了我满脸尘埃。我又愣了半晌，心中浮现了毛主席常念叨的纸老虎一词，不禁顿悟，这世上最牢靠的是制度，最容易树倒猢狲散的，原来也是制度，于是哑然失笑，从那铁铸的尸身上迈了过去。

其四

越往前，人声越发喧嚣，转几个弯，眼前立马出现一条长龙，于是我很自觉地站在队尾排队，这才明白为何刚才人迹罕至，敢情尽数堵在此处了。

这便是考文。

我知道，但凡有点水准或自以为有点水准的人，都爱对它时不时调侃两句，其频率之高大约和街头的老大妈们聊“人生啊，真是……”或女中学生文章里时不时跳出的白马王子的数量有一拼。我记得以前曾读过蒲松龄戏谑科举的文章，几乎在历史课上拍掌叫好。至于《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等书更将范进之辈刻画得入木三分。但那毕竟是屡试不中者的牢骚，比如国人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此话明显从富人的嘴里说出来更有影响力。

所谓“话语即权力”，但权力的拥有者似乎不曾提过考文的好处，是不用提还是不敢提，这我不知道。但俞万春和他《荡寇志》的口碑，我是略知一二的。于是只好自己去寻答案了。结果我发现，明清之前并非如此轻薄考文，唐朝文武并重，也许还不明显，但看两宋政界精英的文化底蕴，例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名字写来都觉得异常沉重。而明清的弊端早有人论述过，那是专制统治发展到一定时的必然结果，可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依旧有问题。自然，中国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中小学教育，而中国相当快速的科研发展，就是因为中国理论教育的卓越。但德育不和智育结合，最多也就是培养一些沈括般的人了，也就是起到抑制苏东坡们的作用。而如今的考试导向，舆论导向，社会导向，恕在下直言，不过是逼着学生一张文凭接一张文凭地拿而已。只在乎强记，不在乎探索创新，把书读好了，却把做人的精神丢了。更何况所学的内容不与实用性挂钩，按孔庆东的比喻就是“一台电脑八万G的硬盘，装的都是‘正确而严密的知识，可是286的配置，一敲键盘就死机。”化用一句古话，真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见鬼”。现在的一座学校更像一个社会的缩影，尤其是一些大学的风气，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再用句贴近生活的俏皮话，便是“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高等学府所传授的本都是很有用的知识，无奈社会的导向是“大学万岁”，而并非“大学生万岁”，本科的文凭到手即可，如果不考研，大部分没有自制能力的学生真是混日子。这样的学子被投放到社会，立马会被声色犬马消费掉。

那么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我分析，还是倾向于在改革开放后将外界的事物不计后果，一并取了再说的急功近利之举。当年西方的物质文明漂向东方，按郁达夫的说法，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取了胡桃的肉，当时的满清却只拿了个物质的外壳。而如今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就好比囫囵吞枣，管它桃肉桃壳，一齐咽下肚去。国家需要人才，但人才的培育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百年树人”的祖训不曾听取，社会恨不得人才能从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结果导致“硕士博士满街走”的结局，而文凭顿如发行过量的货币，飞速贬值，采取的对策却是增设新学历，结果通货膨胀。请允许我耸人听闻一下，博士的后面是否会有魔法士，魔法士的后面会不会有圣斗士呢？当体制的局限性与改革开放的步伐完全脱钩，培养出的人才自己都觉得迷惘，没有人为他们指路，他们只会迷失自我，又怎能指望他们去开拓创新？

我照例要打个比方，因为前面论述过的体制问题，准备跃龙门的鲤鱼们被良莠不齐地赶在一起，直接导致残酷的竞争，这些鲤鱼吃得极饱，养得极壮，跳跃力极强，但它们不知为何而吃，为何而游，为何而跃，只因对被淘汰的恐惧而争先恐后地跳过去。化作金龙后徒有神力，却依旧是一条鲤鱼的心，只知蛰伏水底吃些鱼虾水草。行云布雨不会，称霸一方不会，甚至龙吟几下都那么软绵无力，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一条大鲤鱼罢了。

而如今，我这条鲤鱼也正在排着队，向第三重门，也就是龙门游去。但显然当今的教育模式只赋予我们力量，却不曾教给我们使用的方法与节制的理性，也许未来的中国连街头斗殴都会核武器乱飞。说实话那座不曾谋面的门，至少现在还不是我想要的前程。

其五

我终于没能越过三重门，那彼岸的风景，之于我而言依旧是个谜，虽然这个谜已被前人破解了无数次，但好比人死后究竟是什么样子，是断不会有人复活告诉我们的。在这样的路上我们只有靠自己。可耳畔又响起鲁迅的话“自己也未必靠得住”，这话极煞风景，当年他也这么说过。但我此时的感受，就好像《三重门》中林雨翔最后的感觉，“手攀住一块凸石，脚下是深渊，明知爬不上去，手又痛得流血，不知道该放不该放，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我没有他一般的绝望，但失望我还是有的，我本把希望寄在那些搞社会研究的知识分子身上，无奈季羡林上了年纪，李敖忙着在凤凰卫视主持节目，韩寒改行做了赛车手，余秋雨埋头于文化苦旅之中，其他知识分子，值得信赖的多研究历史考试文献去了，要么像王小波一样冷眼旁观，做起沉默的大多数，而科技人才则大都单纯而可爱，祖国的未来还仰仗他们，不便分神。

于是我诚惶诚恐地站出来了，我作为三重门之途中的一员,怯生生地站出来，用我不算坚强的身板，不算洪亮的嗓子，代表其他和我一样迷惘的人——不，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罢了。天真地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不计后果地站出来，不自量力地指出祖国大厦中几根不牢固的石柱，就像古之阮咸那样，在一片曼妙的声乐中指出其中的几个不和谐的音符。但我不是阮咸，我只是一个凡人，我一样为了有个好的前途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我也不知我的感慨是否会有人为之停驻聆听，也许收获的，不过是嘲讽与否定罢了。

可我不后悔，就像季羡林一样，这是一座由我的性格制造的十字架，逼迫着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它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这个怯懦却执著的朝圣者身上。

尽管显然这不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但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地背下去。

（指导教师 侯福红）

（本文获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分赛区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