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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性格偏执是变法失败之因

2008-09-20岳晓东

资治文摘 2008年9期
关键词:宋神宗人际沟通变法

岳晓东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的16年间,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致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独断专行,不容异见,导致变法严重受挫,其原因史学界看法不一。但就心理学而言,这是因为王安石性格偏执,刚愎自用,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最终以人废事。

性格偏激阻碍人际沟通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3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

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性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不容异见导致树敌过多

王安石由于其偏执性格,既不善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团结各方面力量,因而树敌过多。这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地看问题,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可惜,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而到了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想来这都是王安石偏执性格惹的祸!

王安石的变法失利告诉后人:欲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性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说到底,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用人不当终成小人乱政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最终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德行不立,无论其多有才华。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

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敦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反对急进变法之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

(摘自《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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