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光

我家有一块水田，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起起落落。

记得那是1981年，我在县城读高中。有一天，父亲风风火火地来到学校，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拽着就跑。我问家里出了什么事，父亲边走边说：“村里分田到户了，你从小手气好，快跟我回去抽签。”

那时候是集体劳动，出工收工都听生产队长的哨声。往往出工的哨声响过半小时，社员们才懒洋洋地出门。收工就不同了，只要队长的哨声一响，大家不管干着什么活，都会立刻停止。常常有人刚挑一担粪从生产队的“大粪屋”里出来，收工的哨声就响了，挑粪的人像听到倒粪令一样，立刻把粪倒在旁边的田里。长年累月这样倒下来，大粪屋旁边那块田就特别肥，父亲说，要是抽到那块田，种十年都不用施肥!

我回到村里时，生产队长正主持抽签分水田，人人都想抽到大粪屋旁边那块肥田。父亲反复叮嘱，叫我抽签的时候心里要不断默念“肥田”。我心里什么也没念，随手一抓，就抓到了那块人人垂涎的肥田。父亲为此神气了好几天。

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工作，偶尔才回一次老家。老家的稻谷割了又种，种了又割，那块肥田给我们家多产了不少粮食，还省下许多买肥料的钱。

后来，我的姐妹们一一出嫁，父亲也在一场大病中去世了。经过小调整后，我们家只剩下那块肥田，记在母亲的名下。我把母亲接到城里住，那块田就租给同村的张六叔耕种，田租是每年三百斤大米。

开始，张六叔把上好的大米送进城来，煮出的饭又软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