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丫头

朱仝和卢俊义两人上山的情景大致相同，都是被梁山人逼迫上的山，但朱仝的被逼上山更让人觉得梁山的最高领导集团虚伪、狡诈、残忍，似乎看到梁山之上，高高飘扬的“替天行道”大旗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朱仝是不愿上山的，最后被他救过命的人逼得无路，才走进了这个陷害他的梁山集团。

朱仝本是赵家王朝体制内的编制人员，在抓捕晁盖之时，这个编制内的人给晁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此事发生后不久，朱仝又将杀了阎婆惜的宋江放掉了。梁山日后的两任寨主的生命都得益于朱仝的一手相救。和梁山两个首领有这样关系的朱仝，按说早就有条件有资本上山，即使在朱仝放跑了雷横之后被官府打了二十脊杖，刺配到沧州，也没有想到上梁山。直到吴用策划了实在不怎么地道的计谋，经过宋江等最高領导层点头实施后，无奈的朱仝才上了山。不愿上山的朱仝自有他不愿上山的道理。

梁山的基本路线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就是宋江后来当了一把手，这个基本路线也没有改变。朱仝在宋朝体制内的差使，完全能够使他实现梁山这样的基本路线。不过不是论秤分金银，而是自己个独占，绸缎锦帛，还有大盖帽等行头公家全部发给，酒肉鸡鸭有“好百姓”供给，盘缠有“好百姓”来打发。最主要的是还有宋朝的红头文件，使朱仝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这样做。即使是我做朱仝这样的工作，我也不会主动自愿上山。可不愿上山的朱仝为什么又愿意和草寇之流搅和在一起，甚至还给他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书里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捕盗如何与盗通，官赃应与盗赃同。”官赃泛滥的世界，一切都将以权力为中心，以利益大小为半径画圆的。

宋江与晁盖都是衙门通缉的要犯，朱仝多大的官，敢冒这样的风险？查找资料知道朱仝当时的职位不过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刑警队长。朱仝这样做，已经是和朝廷对着干了，但他又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的危险系数不大，暴露的可能性也不大。宋朝的整个系统处于萎靡颓废的瘫痪状态，除了皇帝不为钱财操心，不时跑到妓院里和李师师鬼混以外，从上至下一片敛财之声，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老丈人蔡太师的过生日礼物一下子就是十万贯，还不包括前一年那被劫去的十万贯。十万贯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一千多万。当敛钱成为不同级别官府的主题曲时，银子便能敲开一切坚固大门，宋江逃走时，就嘱托朱仝上下打点。朱仝深知朝廷衙门里的人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也深知此形势下犯人逃掉的责任容易推脱。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为何不为自己的关系户创造条件，打开大门。另外一方面，朱仝放走晁盖，放跑宋江，与银子不是没有关系，只是银子在这两件事出现之前就已经打开了互相来往的通道。

当贪污成为自然现象后，无条件贪污又不甘受欺负之人，其行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把自己变为奴才成为贪官的走狗，吃点残羹冷炙，要么愤怒地揭竿而起。朱仝这个人有一点权力，但不大，还能在宋朝体制内生活得不错，当然要维持这样不错的状态。

朱仝这样做，还在于他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人性的行为，并不认为是对他服务的体制的背叛。放掉晁盖只是给他一个“安身”之地，放掉宋江只是给他一个“去路”，自己有路可走，还需要走梁山之路吗？不需要。但梁山给他安排了一条绝路：他带着欣赏他、善待他的沧州知府的小儿子去看灯，梁山集团密谋杀死了这个孩子。正如朱仝发表的议论那样：“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 一个忒毒些个的体制和一个忒贪污的体制，是五八和四十的关系。任何表面的口号和旗帜都不能掩盖住贪污与“忒毒些个”的本质。

勉勉强强同意上山的朱仝，提了一个没有任何实在意义的条件：“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黑旋风李逵一下子拆穿了集团核心领导的险恶与毒辣：“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朱仝有能力和这个梁山集团对抗吗？只好上山，尽管不情愿。

对宋朝来说，有朱仝这样的人，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的人可以使合法化制度走向毁灭，但对于能跟合法化制度较量的另一制度来讲，则是一件好事。令人悲哀的是，朱仝最后因“保定府管军有功，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转了一圈的朱仝又回来了，只是官做大了。这大概也是强权制度的另一种力量。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