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汤琛

自四年前《蛇为什么会飞》引来呶呶争议后，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苏童仿佛销声匿迹遁隐江湖，甫今《碧奴》横空入红尘，并且是非同以往地重述神话，自然避免不了纷争扰扰。面对诸多褒贬，在不同场合，苏童都固执地提及它是自己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长篇。面对其争议焦点的神话重述与眼泪叙事，我感兴趣的则是，中国神话为何缺乏文学的叙事传统？在作为焦点讨论的眼泪叙事之外，作为个体的苏童还渴望在神话的重述中表达什么或者吁求什么？

如果说惯常的苏童“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①。如果说苏童小说对欲望的无名追逐、对死亡的耽溺与向往成为当代说部中颓废之美的奇观，那么从《碧奴》始，一种生存之重沉沉排闼而来，一种别于颓靡之南方的澄明逐渐凸现，一种坚韧之信念开始茁壮生长。

重述神话：挑战的难度

洪荒初辟，人神混沌，强悍绚烂的原始生命滋养了各民族飞扬的神话体系。自人类有想象力始，神话当已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精神归宿，神话由此成为最亲近性情之文学的初始形态，弗莱认为“对神话结构的重新组合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学”②。在教统渊远的西方，神话叙事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自荷马史诗开始，诸多作家都努力在神话中寄予爱与救赎的希望，可以说，欧洲小说是以嫡系的姿态从神话中行走出来，中途虽经过工业革命、“诸神消亡”的19世纪，但自20世纪以降，面临人类精神日渐匮乏、人类自大狂妄所造就的恶果，工业迷狂与技术理性已经无法还给人类返归精神家园的方向与能力，神话，这一曾被集体遗忘的叙事方式，不经然在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复兴，艾略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成为现当代世界文学标杆的作家，无不努力从人类想象之源处掘取生命养分，于神话中抒发一己之块垒，探讨人类生存之境遇。曾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最后则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处于“现代的黑暗”是因为神话被遗忘所造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每一种文化只要它失去了神话，则同时它也将失去其自然而健康的创造力”③。神话叙事在力图解释世界和生存的努力中，以间接和诗意的方式，达到哲学的深度，成为人类回归自我的救赎之路。

相对于西方林立的神话叙事著作，中国的神话叙说则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蜕化为时间的遗骸。一种方式，它们自初民口头叙述以来，便如水浸地，普遍流散于村落巷里，辗转于口口相传中，成为民俗的一种重要标志，成为百姓闲坐中的谈资。另一种方式，它们则被横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尘封为祖先的前尘旧事。早在《尚书》《国语》《史记》等古远的信史中，神话就作为史料进入历史记述，《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殷本纪》更直接把神话英雄当成祖先的历史来叙述。茅盾在《中国神话ABC》中指出：“原始的历史学家把神话里的神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話当作历史留了下来。”④当神话变成有据可考的历史，它那些飞扬跋扈的想象便直接被抽空，活色生香的才情诗意迅速干涸，神话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神话便显得那么稀缺。

关于中国作家为何不愿意以文学的方式追溯神话，不愿意从本族神话深处生发情愫的诘问，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的截流，中国儒子对于“怪、力、乱、神”的反对，以及以“托古”的方式将神话人物“理想人格化”的做法，都使得神话消泯于正统的儒家思潮中。⑤有的学者认为，是基于太强悍的正统的史官文化，当史籍成了包罗万象古代著述的大总汇，史官文化在古代文明中的显赫地位，使得人们把史书中的神话当成历史看待，直接进入史料，而生生割断了神话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脉。⑥或者如笔者所猜测，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早熟，早早形成了一套精致的文化体系，而前文明状态下成就的神话诸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孟姜女哭长城之类，其高蹈狂放、刚烈执著，为了追求不惜倾毁一切的精神气质，已经无法被这套圆熟的体系有效生发开来，也无法让习惯于世情、历史演义说部的作者产生精神共鸣。

总之在民间的与历史的固化中，具有文化异数特征且能指强大的神话已经被人为地僵化成了中华民族一套耳熟能详的话语模式，成为一具抽空了血脉的石化标本，如海德格尔所警惕的“传统却赋予承传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而喻的性质，并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传统甚至使我们不再领会回溯到渊源的必要性”⑦。

尽管自现代以来，也有如鲁迅先生者，曾在《故事新编》的《理水》《奔月》《补天》《铸剑》里切入神话，但横眉冷对的先生无法平静下来对神话进行丰满的演绎，更多的是颠覆和调侃，在先生笔下，神话的传统被肢解成支离破碎、荒诞不堪的国民性之镜像，神话初始的内涵与精神已在嘻笑怒骂的笔致中烟消云散。而后，追源本族神话之原始精神来演绎传奇的作家更是寥寥无几，是否，接着说中国本族神话、从本族神话中掘取精神资源比反着说、骂着说更为艰难？是否，这一写作的艰难彰显了惯于描述当下世界的中国作家所存在的另一种精神难度？

或许，以上对于神话叙事的反思与诘问，便是苏童这部《碧奴》给我们所带来的意义，很多时候，一个事件的出现，往往并不因为它解决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角度。

据悉，在“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中，不少西方作家的重述都选择了以后现代手法解构传统神话，阐释出另一番意义。而苏童认为，自己从来没想过要颠覆孟姜女的故事，“我不会采用解构的方式去改变人们对孟姜女这个美丽传说的印象。”⑧苏童承接接着说神话的这一难度，首次以演绎性的长篇方式向中国神话叙事的缺失发起了挑战，无论圆满与否，这至少为当代文学创作开辟了别样景观。

个体言说：生存的追问

于时光流转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总摆脱不了不言而喻的僵硬模式，因此，在耳熟能详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里，苏童言说中的女主角不再是家喻户晓的孟姜女，而叫碧奴，因为苏童觉得“孟姜女对我的写作是一种枷锁，所以用‘碧奴感觉更舒服更有灵感”⑨。虽然他没有思量过颠覆解构这一神话，但是在承续性的重述中，在姓名的有意变更里，在对眼泪的肆意铺扬中，我们仍不难窥见作者欲借神话之壳抒写个体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潜在的个性思考。

在这里，苏童干净地告别了以往文本中暧昧缠绕的男欢女爱，一出场，碧奴的男人岂梁就已经缺席，他的沉默使得小说中庸常的情欲气息被荡涤一尽，文本随着碧奴众里单身的出发变得逐渐坚实，男人岂梁成了一个象征爱与温情的符号，他被悬置在碧奴整个被抛掷的存在的终端，最终虚化为一种孜孜以求的信念与理想，他所在的北方和大燕山，也有别于苏童以往耽溺的绮靡腐烂的南方，以往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寻求和逃匿中失去目的和方向，而在这里，碧奴坚定地向北，碧奴生逢乱世，沦落其中，人人无不为了各自的生存为所欲为，当强壮的男人与孩子都为了生存沦落为没有任何尊严的马人、鹿人，当眼泪可以作为物品进行买卖，在这一片信念颓败、人心涣散的废墟之上，碧奴，作为一个完整的能自我控制眼泪的个体，如一束明亮的阳光，始终在存在的自明中坚定前行。

只是，在一个信念缺失的年代却怀抱信念、冒天下之大不韪，碧奴注定孤独。因为“与罪对立的概念并不是美德，而是信仰”⑩，在苏童所呈现的这个罪孽丛生、德行沦落的世界里，碧奴因信念而得罪，因得罪而孤独。在故乡桃村，“碧奴习惯了孤独，所有的桃村女人都用一种冰冷的目光审问她……她们的丈夫与岂梁同一天被押走，可是她们不愿意与她结伴北上”1，“在繁华的蓝草涧，碧奴尝受着一个人的荒凉”2，“碧奴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绝望的人世上，她是最后一个怀着希望的人，她的孤单也是命中注定的。”3

从七里洞到五谷城，哭泣的碧奴始终是一个异数。如果说孤独是碧奴“在路上”的主要存在方式，那么死亡则是碧奴面向自我、葆全尊严的重要途径。对于死亡，苏童赋予了碧奴存在主义者的狂热。从决定出发起，碧奴就已经埋好了自己前身，做好了向死而生的准备，对于死亡始终抱有预期的坦然。

但是对死亡的方式，碧奴却有着固执的反抗。在死神当前时，“她说，反正是要死……让我走着去，牲畜去屠宰了才绑在木板上呢。”6

“碧奴端详着那棵松树下草草划出的墓线，依稀看见死神在那个方框下欠起来身子，焦灼地等待着她。她不怕死，但死到临头她突然想起自己葬身在这树林里，没有人替她举起丧幡，没有人会到坟边为她掉一滴泪，碧奴不甘心，她决定在死之前为自己痛痛快快哭一场……”8当死亡的尊严都被剥夺，碧奴的泪水浸透了人类存在中最为深沉的绝望。在苏童着力凸现的这個理念涣散、价值虚无的苦难境遇里，苏童抹去了尖锐的质疑和狂放的悲怆，只是以一种近乎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将温柔的、哭泣的碧奴抛入这无边的孤独里，让她在被抛掷的“路上”遭受个体存在与外部世界断裂的危险，让她在惘惘前来的死亡面前用温和的努力来捍卫人类最后的尊严。

因为信念，碧奴孤独地被掷入了生命的某种境遇，面临了关于人、关于存在、关于良心的诸多问题，并且还以她坚忍不拔的寻夫行为参与到了这些问题与境遇中，成为末世的一个重要对峙。而众里单身的孤独，面对众声喧哗的世界，难免是孱弱无力的，于是，苏童给予了碧奴很多的眼泪，在遭遇困境的诸多地方，碧奴的眼泪有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周边的深渊，让那些肆无忌惮地侮辱和损害她的人群开始恐慌，失控的人性变得柔软，碧奴用她悲天悯人的泪水来展示人类没落的哀伤：“流泪的乳房，流泪的手掌和脚趾让男孩们感到惊喜，而一双流泪的眼睛却令他们慌张，因此也引起一片莫名的骚乱……他们头上的鹿角纷纷滑落，他们捏住自己的鼻子，盖住自己的眼睛，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眼泪如暴风骤雨无法遏制，于是他们放下来碧奴，齐声恸哭起来。”9碧奴也用她决绝、纯粹的泪水来反抗一个巨大障碍：“一注晶亮的泪水飞溅开来，像一道奇异的闪电。小满看见那道泪泉发出宝石般刺眼的光芒坠向山谷，整个大燕岭似乎都抽搐起来，长城在微微地颤动。”0一个弱女子最终用她的泪水哭倒了长城。眼泪，有如来自旷野的呼喊，决绝、尖锐、纯粹，充满了反抗的锐度；眼泪，在流离颠沛的乱世中，有如明亮地射向生存困境的一束光芒，呈现出人类最感性、最淳朴的力量。眼泪，作为人类最感性的液体，在这里以极致的方式回归本色。

中年写作：澄澈的感悟

与其说《碧奴》是一个寻夫传奇，不如说这是一个充满反思与悲悯的有关存在的思考标本，如果说文本初始，苏童小说所一贯弥漫的阴柔、华美的气息一如既往地让人眩晕，飘忽、凄艳的词句蜿蜒成流，但跟随碧奴愈进入寻夫的途中，那种惯性蔓延肆意流淌的“好看”的话语逐渐断流，相应的则是，随着碧奴的孤独前行和红尘看尽，文词愈显枯窘之势，愈露生存的峥嵘本相。有人认为这是苏童神话敷衍所带来词穷的恶果，而我却不能不重视他的这段自我言说：“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现在我更多的考虑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不愿再强调所谓的写作技巧。”苏童如此解释：“发生转变的原因很多，不仅是文学观发生改变，人到中年也是个重要原因。”1或许，从早年的绚丽归于中年的平淡，自是经历一番澄静与积淀后的感悟。或许，正是在与碧奴存在同行的途中，苏童本来飞扬、迷幻的生存状态逐渐变得澄明与坚定。（作者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往往着魔般地被人物所塑造，这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不是一桩罕见的现象。）或许，眼泪的澄明与内涵的丰富也正好契合了苏童这种人到中年滋味尝尽、归于澄静的状态。在这人体最感性的液体中，在一个弱女子千里寻夫的传奇里，它所需的信念与执著也似乎暗示了人到中年的苏童开始逐渐摆脱游离之态，而于云遮雾绕中开始向往人生沉静和坚定的一面。

因此，我更愿意把《碧奴》看成是苏童沉潜之后的一部表达存在主义哲思的中年之作。

作者系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中山大学当代文学在职博士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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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德威：《中国当代小说二十家》 ，三联书店，2006年， 第106页。

②弗莱•诺思洛普：《 弗莱文论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年。

③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第100页。

④茅盾:《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⑤韦政通： 《儒家与现代化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至20页。

⑥欧阳健： 《中国神怪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页，第43页。

⑦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2006年 ，第25页。

⑧⑨杨雅莲 :《苏童新书〈碧奴〉重写孟姜女传说》，国际在线,文化频道 2006年9月1号。

⑩转引自《旷野呼告》，第63页，[俄]，舍斯托夫 著，方珊、李勤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①②③④⑤⑥⑦苏童：《碧奴》，重庆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①《苏童：重述神话不作解构》，《东方早报》，2006年5月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