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町纪念公园是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对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执行枪决的主要地点，位于台北市青年公园11号水门一带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此为白色恐怖时期主要的死刑犯枪决处。根据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前会长吴澍培解释，每当行刑结束后，马场中间会留下血迹，必须用土覆盖，一层层堆栈，竟成一个大土丘，由于无法获得官方确切资料，无从确知有多少人在此遭枪杀。但根据估计，约有四五千人在马场町被枪决，2002年8月，历经两任市长，台北市政府终于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

2000年8月23日，马英九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出席“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

2005年10月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首次以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同时他也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他也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首度公开为“白色恐怖”事件道歉的国民党主席。

一

在北爱尔兰的恐怖爆炸活动盛行时，你进入一个餐厅时，朋友会说：嘿，不要坐靠窗的位子。因为，当恐怖分子持机关枪从街上疯狂扫射时，坐在窗边的人先罹难。

如果你从古城耶路撒冷搭公共汽车到犹太人的屯垦区去，朋友会拉住你说，不要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是自杀炸弹最大的目标。

纽约的高楼、伦敦的地铁、巴格达的饭店、雅加达的市场，在“危险”的威胁阴影下，人们驻足不前。平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寻常空间，成为恐怖区。

恐怖分子─那身上绑着炸弹冲进超级市场的人，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他滥杀无辜。如果他只挑那“罪有应得”的人，震动不会那么大，绝大多数的人觉得与自己无关，日子可以照样过。但是一旦滥杀无辜，所有的人都被威胁了，他要的效果，也才能达到。

第二，他的目标，在他心目中，是正确的、正义的。因为目标有道德的崇高性和优越性，因此滥杀无辜是一个必要手段。

如果这可以构成恐怖活动的核心定义的话，那么执政者以公权力整肃异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恐怖行为了。

二

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

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追捕者的脚步声还在楼梯里砰砰响着，往下追赶。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形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

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最怪异的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耳语。连耳语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儿子被吉普车带走了就没再回来。但是，连他的父母都不吭声。做父亲的照样上船捕鱼，做母亲的赤脚坐在地上修补渔网。那是好大一张网，铺开来可以盖住一整条船。小孩闹着玩钻进去，一被缠住，怎么扯都脱不了身。

1972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突然几个同学不见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给抓走了”，是我听到的唯一完整的句子。以后的几十年，事情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来过。

我们过着正常的、幸福的、向往未来的日子：读书、考试、毕业、恋爱、留学、结婚。还有，我们继续爱国，支持我们的领袖。小小的蛛丝马迹，确实被我们看见，譬如说，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就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阳光下的蜘蛛网，我们把它撩过，抹净了脸，继续热切地走向光明。

三

那被扔进黑暗里的人们，则继续腐烂。究竟是些什么人，被当权者扔进了黑暗？

是王志鹏这样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去报告，王志鹏变成“叛乱犯”。“依法减轻从宽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为试法者戒。”

是中学英语老师柯旗化。一整代人读他所编写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学，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据说，是他所拥有的《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是进步青年林书扬和陈明忠，参与了反贪官污吏的民众运动，一次一次被逮捕，林书扬被关了35年，陈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关切劳苦大众的作家陈映真，是台大医生郭琮。是作家和编辑柏杨，因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画。

是知识青年大学生，我的同代人，因为他们私下组成读书会，研读《资本论》，很多人被判了20～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满，已经有人在牢里成为精神病患者。

当然还有真正的“匪谍”，譬如朱谌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四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 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 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五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六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么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天真，所以我们认真，愈天真的人，愈认真。当社会繁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跟他较真，试图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义究竟在哪里。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