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洵美的书

邵洵美是中国现代文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者之一，可惜他兴趣太过广泛，不像叶灵凤对藏书票那样痴迷，否则，以他“文坛孟尝君”的财力和影响，藏书票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很可能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邵洵美虽然是中国使用藏书票的先驱，但他在这方面的倡导之功却是最近几年才被人提及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邵洵美曾是一位“失忆”人物，他在文坛的整个活动和对社会的贡献，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和这些相比，他制作使用的藏书票一直未被发现，实在是一件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若追溯一下他当年留学习文，从事出版事业的经历，他和藏书票这舶来之物有些渊源，又是合情合理，不难猜测的。邵洵美1923年出国留学，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他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以后又对提倡唯美文学的先拉斐尔派诗人史文朋、罗赛谛等顶礼膜拜，学写过不少追求官能享受的诗篇，甚至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他创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也是因酷爱英国19世纪末一本著名的唯美派文学刊物《Yellow Book》（《黄面志》）而模拟效仿的。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史文朋、罗赛谛这些先拉斐尔派的文人，几乎都拥有自己的藏书票，有的还不止一款。邵洵美在狂热喜爱他们作品的同时，是否会爱屋及乌，将他们的爱好也一起学了来呢？这个猜测应该不能算太离谱。

大凡喜欢藏书票的人，都对书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这方面，邵洵美尤甚。他曾自负“是个天生的诗人”，其实，他对社会贡献最大、付出心血也最多的实乃书刊的出版。1926年初夏，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从此，中国文坛便多了一位风云人物。他以对艺术的虔诚心态并凭借自己富裕的家境，访朋拜友，高谈畅论，很快便成为狮吼社、新月社、中国笔会等众多文艺社团的核心人物，并创办刊物，开设书店，投资出版业，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如《狮吼》、《新月》、《诗刊》、《论语》、《人言》等，其中，1930年他投资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影写印刷设备，出版大型画报《时代》，1934年他创办第一出版社，主持出版有巴金、沈从文等著名作家自传的“自传丛书”等，都是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之举。值得一提的是，邵洵美几乎每次都是变卖了家产来从事这些文化活动的。1936年，在诗坛极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甘愿出资出版最没有销路的《新诗库丛书》就是鲜明一例。1929年，邵洵美以“浩文”的笔名选译了英国天才画家比亚兹莱的一本小书，题名为“琵亚词侣诗画集”，书虽单薄，却印得极雅致，著名爱书家姜德明曾特地撰文褒扬。邵洵美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这可视为他开办书店，赔钱出版众多书刊的心声。十八年后，邵洵美在其女儿邵绡红的纪念册上又题了这样一句话：“蹉跎莫嫌朝光老，人间惟有读书好。小红永志心头。”言为心声，邵洵美对书的喜好和浓烈情感并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一生不移的衷爱。

邵洵美的藏书票是一幅自画像，下面自书“洵美的书”四字，非常简明。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幅画：“有趣味的是他极为‘洵美的自画像，特别突出他自认为是‘希腊式的鼻子，加了卷曲的头发，颇似一个法国人。”（《漫谈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的“颓废”》，选自李欧梵1993年12月20日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可谓对这幅画的传神描摹。邵洵美以诗人著称于世，但他能画，有这个功底。他在欧洲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中有很多是学画的，如徐悲鸿、江小鹣、常玉等，他本人也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段时间还曾和常玉一起天天去画苑作人体写生的练习。这些经历为他的美术鉴赏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以后，他虽然没有在美术领域发展，但还是时不时画上几笔，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愿。当时书刊上发表的他为自己文章配画的《晒书的感想》和画赠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茶壶和茶杯》等画，虽仅寥寥数笔，但却颇具文人的雅趣，别有韵味，因此给朋友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数十年后还屡屡被人提起。

邵洵美1929年出版《琵亚词侣诗画集》时曾在扉页背后刊出过这位名画家的自画像，台湾著名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认为：“看过比亚兹莱的这幅自画像，再去看邵洵美藏书票上的自画像，两者在造型方面的承继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由此也可以推算出，邵洵美的这枚藏书票应该就作于此时：1929年左右。”（《莎乐美、比亚兹莱与二三十年代作家》，载2001年11月《万象》第3卷第11期）我认为吴先生的考证颇有道理，并在报上撰文作了一点小小补充，指出这枚书票的制作时间还可以提前两年，因为1927年10月，曾发表过邵洵美、盛佩玉新婚照片的《上海画报》上首次刊出了邵洵美的这枚自画像藏书票，并配发一则消息：“文学家邵洵美先生，将创一书店，店址在静安寺路斜桥，与真善美书店、云裳公司相近，亦即与君住宅相近也。闻发行之书，以君之自著者为多，封面皆印自画之像，故颜曰洵美的书。”（1927年10月18日《上海画报》第284期）我认为，这条消息可以证实两点：其一，邵洵美书票上的这幅画确为票主自画之像；第二，这枚藏书票应制作于1927年。文章发表之后，我又一次翻阅《上海画报》，结果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原来《上海画报》在刊出那则消息之后的第六天又发表了一则“更正”，言“二八三期（注：应为二八四期）本报所刊邵洵美君画像，乃张道藩君在巴黎为邵君所作。君为文学家，藏书甚富，即以此画像制版，印成书标（bookplate），每册贴一枚，以资识别，非印于其著作中也”（梅《小报告》，载1927年10月24日《上海画报》第286期）。这里说得很清楚，邵洵美的这枚藏书票确实是其亲手制作于1927年，但画像绘者却并非其自己，而是他在巴黎留学时结交的拜把兄弟张道藩。张是天狗会成员之一，能写会画，但他回国后却并未在艺术上发展，而是走上从政之路，曾当过国民党宣传部部长。至于他为一般读者所知晓，是因为其与画家徐悲鸿之妻蒋碧薇的一段畸恋。

毕生爱书的叶灵凤

东方和西方的习俗不同，但读书人迷书、恋书、爱书的脾性却惊人地相同，以致各国都有一些书痴的故事流传。具体到爱书的方式上，钤一方私章，贴一枚书票，虽然材料不同，形式有异，东西方各有所别，但爱书的感情却也是相通的。中国大抵从有宋宣和年代起，就有人使用藏书印了，以后渐衍渐繁，稍有点名气的文人或家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藏书印。“五四”西风东渐，藏书票这一西方特有的艺术形式也一起传到中国，当时文人中喜欢的不在少数，鲁迅、郁达夫、施蛰存等都是有名的例子，李桦等木刻家更开始试制中国自己的藏书票。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藏书票组织和藏书票研究专著，并先后举办了数届全国藏书票展。藏书票这一朵艺术小花，已日益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但若说起藏书票的传入中国，追根寻源，我们不能不提起叶灵凤。他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藏书票的人，而且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票收藏家和研究家，并以此身份，加入了国外的藏书票协会，名副其实地成为解放前我国研究、收藏藏书票的第一人。他自己也曾不无骄傲地自称：“由于我个人几次的介绍，中国读书界也多少知道了一点‘藏书票是什么东西。”（《吞旃随笔》）

叶灵凤早在1920年代即加入了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他最具影响的是他的散文，其中仅各类读书笔记就写有近百万字之多，堪称现代作家之最。和书如此有缘分的人，喜欢上藏书票是很自然的事。1930年代初，叶灵凤只身寄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公寓里，每日沉浸在书堆里，潜心钻研书籍的版本和装帧，东、西方的书堆满了一屋子。他从中国藏书家的藏书印联想到外国藏书家的藏书票，偶一涉猎，立时对这小小的纸片着了迷。当时，有关藏书票的研究资料极少，中文材料更是绝无仅有。叶灵凤于是到处找寻，一次，偶然在内山书店的书架上，读到了日本斋藤昌三编纂的内田鲁庵随笔集《纸鱼繁昌记》，从中知道藏书票在日本已相当流行，而且，斋藤昌三恰是日本研究藏书票的权威，著有仅有的藏书票研究专著《藏书票之话》。这一发现使叶灵凤非常兴奋，立即托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写信到日本去定购。不久，就有回信来，答复该书早已绝版，只有偶然机会还可能在旧书店里找到。这答复当然使人沮丧，但凭着对书的挚爱，叶灵凤干脆直接给书的作者斋藤昌三去了一封信，询问他能否给异国的爱书者设法找一册这部书，并提供一些日本藏书票的资料。为了证明自己确是一个真正的爱书者，叶灵凤在信中还附了一枚自己用的藏书票。很快，斋藤昌三就热情回了信，他将自己所存的一部《藏书票之话》送给叶灵凤，还寄了一批日本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及日本藏书票研究资料给他，其中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柳屋》特辑：《藏书票之卷》、《日本藏书票会作品图片》、《日本藏书票展览会出品目录》等珍稀资料。斋藤的热忱，大大增加了叶灵凤研究和收集藏书票的兴趣，他经常往国外发信，定购各类有关书籍，并频频出入上海的各家旧书店，如蜜蜂酿蜜一般勤奋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贡献给自己国家的人民。1933年12月，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4卷第2期上，叶灵凤发表了《藏书票之话》一文。在这篇长达近五千字的文章中，他介绍了藏书票的历史，藏书票在德、美、英、法等欧美主要国家的现状，藏书票的制作，藏书票的收集等各种知识。还附录了自己的藏书票1枚，其他各国的藏书票16枚。其中既有15至18世纪的早期藏书票，也有各国当代的作品；既有图书馆的专用藏书票，也有作家文人的私人藏书票，洋洋大观，十分引人瞩目。叶灵凤在文末还真切地表示：“读者中假如也有人见猎心喜的，我当然也不拒绝一点帮助。”这是我国系统介绍藏书票的第一篇文章，当年有不少人正是读了它才真正了解什么是藏书票，并走上喜爱、制作、宣传藏书票的道路的。这以后，叶灵凤一发不可收，先后写了《现代日本藏书票》、《藏书票与藏书印》、《完璧的藏书票》等文章，从各个角度介绍宣传藏书票。这些文章大都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并配有大量彩色或黑白的照片，十分赏心悦目，对藏书票的传入中国，影响是很大的。消息传到日本，斋藤昌三十分欣喜，特地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书物展望》上发表文章，予以鼓励：“中华民国上海的叶灵凤氏，正在藏书票热中。”由于斋藤的介绍，叶灵凤还加入了日本藏书票协会，结识了该会主持人小塚省治，并开始和日本的爱书者和藏书票收藏家交换藏品。抗战八年中，叶灵凤辗转奔波，执行着特殊的抗战使命。他的藏书，大都在炮火中毁去，而他的藏书票，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原来，当时他在香港居住，日本兵攻占香港时，洗劫过他的书屋，而叶灵凤的藏书票，大都是日本的，大概是“他乡遇故知”，触动了乡情的缘由，这些大兵们竟然手下留情，放过了这批藏书票，以至最终“完璧归叶”。抗战胜利后，善良的斋藤先生又和叶灵凤恢复了联系，并继续对他收集研究藏书票予以支持。叶灵凤曾在一篇文章中留下了这样感激的话语：“书物展望社主人斋藤昌三先生，居然至今还不曾忘记十多年前曾经‘热中收集日本藏书票的这个中国友人，特地将他许多年以来新制的藏书票惠赠了一份给我。”（《书语闲话•〈纸鱼繁昌记〉》）叶灵凤逝世后，他屡经坎坷收藏的藏书票曾在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公开展出，这对一生爱书的叶氏无疑是很好的纪念。

施蛰存寄情“藏书帖”

在施蛰存先生的那间旧客厅里，我听他讲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书，由此牵涉到很多人事物，藏书票即其中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即使在文化人中，知晓藏书票这舶来品为何物的也并不多，热心推广使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这方面，叶灵凤绝对是宣传最力的一位。当时，施蛰存和叶灵凤同在现代书局工作，共处一间办公室，少不得经常听他提起此物，而叶灵凤那篇著名的《藏书票之话》，就是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上。这是我国系统介绍藏书票的第一篇文章，当年有不少人正是读了它才真正了解什么是藏书票，并走上喜爱、制作、宣传藏书票的道路的。最近，我有幸过目了数册《傅彦长日记》的稿本，傅是1930年代有名的自由派作家，对西方艺术很有研究，和现代书局也多有来往。在1933年8月9日的那一天，他记道：“在叶灵凤寓所，阅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徽音、施蛰存、杜衡。”由此可证，当年在叶灵凤周围，受他感染接触藏书票这舶来品的文人确实不少。我注意到，《藏书票之话》是发表在1933年12月出版的《现代》第4卷第2期上的，那么，很有可能，施蛰存正是于8月9日那一天在叶灵凤寓所看了他收藏的洋洋大观的藏书票资料后，心有所动，从而怂恿叶灵凤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藏书票之话》。这个猜测，在时间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可惜我当时尚未看到《傅彦长日记》，没有就这一问题向施先生求证。施蛰存本人，正是从此时起开始收藏藏书票，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沿用大家已习惯了的“藏书票”这一名称，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它叫作“藏书帖”（以后又改称“藏书券”），显得更富有东方情趣。这有他当年的文字可以作证，在那篇题为“买旧书”的文章中，施蛰存写道：“藏书帖是西洋人贴在书上的一张图案，其意义等于我国之藏书印，由来亦已甚古。在旧书上常常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去年在吴淞路一家专卖旧日本书的小山古书店里，看见一本书上贴着一张浮世绘式的藏书帖，木刻五色印，艳丽不下于清宫皕美图（即《金瓶梅》插绘）。可惜那本书不中我意，没有买下来，现在倒反而有点后悔了。”

施蛰存并非只单纯以收藏藏书票为乐，他还拥有自己的藏书票，并且前后有四种之多。他最初的一枚藏书票制作于抗战爆发前，由于战时的颠沛流离，这枚书票很早就已散失，几乎谁也没有观赏过，就是施先生自己也没有留存一枚，以致成为书票界的一件憾事。抗战胜利后，他又制作了一枚书票，图案借用了西方常见的书票式样，以水草、盾牌、砂轮和书籍等物为主体，充满了智慧的奇思妙想，给人以浪漫而又深邃的联想。就是在这枚书票上，他标上了有着强烈个人色彩的“藏书之券”的字样，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情趣。全国解放后，施蛰存先后制作过两枚藏书票，图案虽各有异，但主图都是一位壮汉和一棵被弯曲成S形的大树，使人联想到岁月磨砺和百折不挠的主题。施蛰存在1949年后曾因各种原因遭受了种种磨难，但他从未因此而气馁。人生颠沛，几番风雨，他都以坚强乐观的精神坚持了下来，且积极耕耘，著书立说，在小说创作、文学翻译、诗词研究和碑帖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很大成绩，人称开启了“东西南北四扇窗”。他达观的人生态度可说在自己心爱的藏书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施蛰存对藏书票艺术不仅喜爱，而且有所钻研。他熟谙藏书票的种种表现形式，前面所说弯曲成S形的大树，既寓哲理，又谐音“施”，个人色彩十分浓郁；他的书票还有不同的刷色，这样既可以分时间段使用，也可以贴用在不同类的书籍上，功能一清二楚。施先生在得悉我对藏书票艺术传入中国及早期文人使用藏书票的历史颇感兴趣时，多次予以关切和教诲，还亲手将自己的多枚藏书票赠送给我以示支持。这一切都成为我在此道上坚持走下去的动力。如今，十余年前施先生谆谆教诲的声音犹在耳旁，浸润先生手泽的书票也静静地躺在我的插票册内，而先生驾鹤西去不觉亦两年有余矣，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中国藏书票史上的一段佳话

20世纪初的山东，有一个白皮肤、蓝眼珠的外国人经常来往于青州与潍县之间，行程匆匆，却一脸欣悦之色。他就是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Samuel Couling，中文名字叫库寿龄。此人出生于1859年，1884年他25岁那年来华，在山东传教。三年后，他在距潍县百里之遥的青州开办广德书院，招徒讲学。1904年，库寿龄从青州到潍县广文大学任教。广文大学是山东境内最早的大学，由美、英教会合办，在当时名声很响，美国人将此称为“中国的哈佛”，英国人也称赞它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学校”。库寿龄就是在此期间开始接触到甲骨文，并以对此的整理研究奠定了其汉学家的地位。

1899年，殷商甲骨的出土发现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些沉睡地底几千年的枯朽甲骨上的秘密一经揭开，顿时就把汉字发明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信史上推了一千年。甲骨发现初期，就有英、美、加等国的学者加盟探秘，他们不惜重金，大量搜求甲骨，并开始研究这门学问，库寿龄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几个外国学者之一。当时库寿龄正在山东，而神秘的甲骨最初正是由山东潍县的一些古玩商独家经手贩运的，库寿龄得地利之便，先后从潍县古玩商人赵允中和李茹宾等人手中陆续购得了大量甲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库寿龄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批殷商甲骨的重大历史价值，遂开始倾力摹写研究。由于库寿龄在青州办有企业，故有较充裕的资金来满足他对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因此，很快他就成了当时甲骨收藏大家之一。和他同时展开这项工作并获得较大成绩的还有也在山东的美国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erring Chal-fant）。著名学者李学勤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很高评价，他在1999年7月于河南安阳举行的甲骨文出土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早在1899年刚发现甲骨文时，西方人就有研究。国外对甲骨文的研究也比较全面，什么角度都有，如文字、文学、历史等等。历史上，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等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收藏、摹本以及其他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周华公《让枯朽的甲骨活起来———访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载1999年8月27日《中国艺术报》）库寿龄和方法敛收藏的甲骨以后都转让给了国内外的大学和博物馆，如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等。1935年，纽约大学的教授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将库寿龄和方法敛两人收藏的甲骨精华部分进行归类整理，编成《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共收入甲骨1687片，是早期甲骨文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为后继的甲骨文学者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1905年，库寿龄离开他生活了20余年的山东前往上海发展，先是担任亚洲文会名誉干事及编辑，后又创办刊物，并出任上海麦伦书院代理院长一职。期间，他继续从事对中国的研究，1917年，他积几十年心血完成了《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的编写，同时在上海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此书是当时英国学界汉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和集成，也是英国第一部以中国为主题的百科全书。学术界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英国的汉学研究得到了欧洲大陆的承认”（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版），库寿龄也凭藉此书获得了1918年度的法国儒莲汉学家纪念奖。库寿龄研究中国的另一成果是他与兰宁（George Lanning，1852-1920）合著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此书本由兰宁撰写，但1920年1月兰宁逝世时尚未完成，于是，上海工部局聘请库寿龄接着完成。《上海史》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上卷505页，共53章；下卷508页，共57章。全书叙述了上海从开埠前一直到1900年的历史，并附39幅珍贵照片和地图，以及工部局从1854年到1900年的历届董事会名单和阿查立、史密斯、戈登、麦华陀等22人的小传，资料十分翔实，很多历史细节均赖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这部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严肃记载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民国时期西人所写关于上海的专书中”影响最大的“五部之一”（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1922年6月，库寿龄在撰写《上海史》进入最后阶段时因病逝世，赍志而殁，剩下的收尾工作是由其夫人完成的。

库寿龄这枚藏书票是其1900年前后在山东青州办学时所用，构图简洁，别有韵味。票上几个汉字未知是否出自票主之手。从书票上手写数字1595（册）来看，库寿龄的个人藏书已颇具规模。笔者饶有兴趣想插叙一笔的是，库寿龄的这本书未知何故在20世纪初曾散落出去，被王宠惠于1916年5月27日在上海购得，这有他在此书上的亲笔签名作证。王宠惠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大有来头，他出生于1881年，最初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1901年被傅兰雅带往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一职，以后他多次出任政府外交、司法和教育总长的职务，并于1922年兼代国务总理。1923年后多次担任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并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1958年3月在台湾病逝。王宠惠在此书上除亲笔签名外，还郑重地盖了一枚个人收藏章。稀罕的是，这枚藏书章除了“王宠惠藏”及他的英文译名“Wang Chung-Hui”之外，竟然还有着“Ex Lib-ris”这几个拉丁字。谁都知道，这是藏书票的国际通用标志，而王宠惠却非常有创意地把它用到了自己的藏书章上，这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洋为中用的成功尝试？在中国的藏书票史上是否应该具有别样的意义？以笔者的孤陋寡闻，这一别出心裁的创意以后似乎还未见有人沿用过。两位中、外名人的藏书票、章出现在同一本书上，而且颇为别致，这应该是每一个喜爱藏书票的爱书者所乐意知晓的一段佳话。

（选自《满纸烟岚》/张伟 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