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欧

当代西方普遍的道德危机，以及人文科学越来越学院化的倾向，为基督神学的复兴提供了机遇，就如中世纪教会的道德堕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机遇一样。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节节退却，先是失去了世俗的权力，真的成了“恺撒的归恺撒”，行政权只能施行在梵蒂冈这弹丸之地；接着在汹涌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夹击下，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于是，19世纪的尼采庄严宣称：“上帝死了。”

而时至20世纪，尤其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似乎重新恢复了生气。据《2001年度世界宣教工作统计表》记载，全世界总人口中约有33％是基督徒，其中积极分子——所谓能认真承担“基督之伟大使命”者约有6．5亿多；当年为基督教事业的捐款达2800亿美元，用于基督教的计算机约有4．24亿台，当年出版的基督教期刊约3．6万多种，关于福音、神学的书籍1．71万多种……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察，但在这科学高度昌明、“以人为本”是世界性的主流意识的时代，基督教居然仍能保持发展到这种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其原因，首先，无论怎样，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经断言：“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其次，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神职人员积极地调整宗教策略、改革宗教观念，来适应新的文化境域。一方面，他们在与各种有重大影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流派的对抗中，吸收对方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资源来发展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