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少年时期，我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对吕布这个人物既喜欢又憎恨。他在白门楼上被曹操下令处斩时，我并未感到扼腕痛惜。看当时的情形，吕布似乎仍有一线生机，曹操向来唯才是举，招降纳叛的事情他做起来总能顺顺溜溜、稳稳当当，没什么为难，他确实想把吕布收留在帐中效力，吕布则巴不得投靠一位新主子，从此混个出人头地。情况之所以当场恶化，是因为刘备怀揣着阴暗心理，不愿让曹操如虎添翼，他的谗言拿捏极准，意思是吕布这人反复无常，从前他拜丁原和董卓为义父，尚且忍心背叛他们，杀害他们，又怎肯为你曹公竭忠效命？与其养虎贻患，还不如防患于未然。这话一出，曹操浑身燥热，吕布性命休矣。吕布被拖出去砍头时破口大骂刘备是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全然不念及自己当年辕门射戟，为他排忧解难的旧恩。这会儿刘备侧身站在一边，他理亏着呢，自然是骂不还口。吕布死于刘备的谗言，依照血酬规则，这是背叛的代价，他不想付也得付。三国时，不少文臣武将都改换过门庭，曹操并不忌恨这一点，只要那些叛臣降将不曾杀害旧主，便朝天打个哈哈，称许对方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大家的脸面都好搁。最典型的例子是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曹操也没找他的茬儿，徐庶中郎将的官儿照做，俸禄照领，曹操日理万机，有不少军国大事等着他斟酌定夺，才懒得去琢磨部下心里都想些什么，惦记些什么，他从来都不作兴搞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

背叛的代价可高可低。晚清时，太平军大将李秀成向曾国藩的湘军投降，都已经呕心沥血写出了长篇招供状，仍难免一死。问题是曾国藩怕什么？曾国藩害怕李秀成到了北京，在慈禧太后跟前讲出湘军如何如何贪婪残暴，这样一来，湘军将士必将人人危惧。于是，曾国藩索性杀了李秀成，杀掉一个太平军“叛徒”，世人也许会感到疑惑，却丝毫不会表示同情。明清交替之际，叛臣洪承畴做过清朝大将，镇压了江南义军，杀害了爱国英雄黄道周、夏完淳等人，后来又铲平了吴三桂的巢穴，功勋不可谓不大。可他死后，史馆循例为之修传，康熙皇帝敕令将他贬为贰臣，实际上新主子打心里厌弃和瞧不起这位变节者。洪承畴终于为自己在崇祯十四年松山战败后所作的生死抉择付出了名誉扫地的代价。比起抛头颅洒热血，这个代价既可以说低，也可以说高，中国人历来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死则死矣，若名誉上留有漂不白的污迹，后人就将永久蒙羞，为社会大众所不齿。

在西方，最著名的叛徒是犹大，“犹大之吻”相当于“出卖”的同义词，犹大的名字早已成为叛徒的代称。在许多人看来，犹大为了30块银元就将耶稣出卖，并非耶稣只值这么点钱，而是犹大只值这么个价。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透露的信息看来，犹大完全是中了魔鬼的奸计，只不过他悔悟得有些迟缓。他想将那30块银元退还给祭司和长老，且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可是那些恶人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出语嘲讽犹大：“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把那30块银元丢在圣殿的地板上，心怀愧疚，出去找根绳索吊死了。

一个人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里，他的可利用价值是他能够活下去的资本，他的背叛行为则使这种可利用价值变成转账支票，为新的主子所据有。

东西方的道德铁律均谴责叛徒，毫无通融的余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叛徒的危害性极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变节者既然可以出卖旧主，也完全可能出卖新主。若将这些不安定因素放在军队，放在政府，放在公司，谁也不敢保证他们不会变成定时炸弹，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毫无疑问，叛徒在变节之时已丧失安全感，苟且偷生于惶恐和绝望之中，他们既怕新主猜疑，又怕旧主报复，整日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因此叛徒将提前进入活的炼狱和地狱，内心受尽猛火油锅的煎熬。背叛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忠臣烈士宁愿引颈待戮，闭目受死，也决不变节投敌。

（据《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