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绍元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即“官舍”，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住房是一种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惇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惇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办公住家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建房买房，居住形式多元化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宋璟、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还有不少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

买断产权，造福员工

明代又有新的动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盖房或买房。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

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林瀚，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例，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