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库雷　黄一琨

朱幼棣，浙江人。198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国内部，1987年后成为出入中南海的“红墙记者”，1999年后先后又在山西省和国务院研究室从政。《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他的记者和为官生涯，透露出些许微妙。

没有发过一次更正

1995年，朱幼棣任新华社政治室主任，也即“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

“我比较可以说得过去的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发过一次更正。”朱幼棣说。事实上，曾有领导的秘书，当着众记者的面对他说：朱幼棣啊，你一来我们就放心啦！

与共和国同龄的朱幼棣解释，这是因为他分寸把握得好。不过，他的一些同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近20年前，有记者写了“改革开放的趋势不可阻挡”——这句话今天读来无比正确，结果导致这位记者所在的报社很长一段时间被排除在重大会议之外。因为每一篇报道都有具体的场合和内容，是不是还有“弦外之音”，谁是改革开放的阻挡者?而朱幼棣亲眼所见，他的另一位同行，因为字写得不好，“看起来费劲”。被领导办公室的一个电话直接喝回：以后不要派这个记者来采访了。

“很难很难。”即便是回忆，你也可以看见朱幼棣额上的细小汗珠。“那个时候没有手机，BP机24小时都得开着，不能离开北京……也确实是锻炼。有一次，一个打击走私的展览会，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但又不是同时去的，往往两个人前后隔上四五十米，他们讲话你也都能听得见，这就很麻烦。第一个采访完马上去下一个，你要不断问他们的秘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你还要根据领导的身份，比如主要领导写300字，再下面的就是200字，下面的每一位都要有一两句话……”

有时候首长恰巧没有讲话，可是按他的级别又该上《人民日报》报眼，“这也很难办，就得请领导的秘书问，是不是要讲几句话?”有时候呢，领导讲得又特别具体，或者说“敏感”。仍是将近20年前，“那时候领导每次会议都谈很多，你能都写吗?就根据他们的精神写。”于是具体问题被归纳为“谈治理整顿、整顿经济秩序”。

“就是报道分寸问题。你要是不懂得，就不能够把握，”朱幼棣说，“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没有写很左的或者很右的东西。”

如履薄冰中也有坚持。1980年代，一位高层领导曾提出“有矿快采，有水快流”，而新华社认为，鼓励发展小煤窑，造成滥采滥挖，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一位记者还写了篇内参反映小煤窑的问题，结果受到严厉批评：没想到半途又杀出来一股黑风!

当时的内参编辑室主任，不能继续工作了，被安排到朱幼棣所在的编辑室任副职，“老同志因此一直比较郁闷，后来还得了脑溢血。”朱幼棣唏嘘。尽管如此，编辑们仍达成了共识：不和领导唱反调，但公开报道里不提“有水快流”。

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

朱幼棣讲新闻纪律。他对坊间流传的一些所谓“秘闻”嗤之以鼻，“有人进一次中南海，就敢写什么‘红墙内外……”

朱幼棣看不惯一些记者在官员面前的谄媚，“记者谄媚，关键是自己不自信。你和采访对象是平等的，你首先要觉得，我是可以和你做朋友的。”

“和部长交流，你要考虑，你有没有和他交流的政治智慧和水平，”朱幼棣说，“人当官当到部长以上了，周围大部分人都会多少有点像拍马屁一样，他就会觉得很孤独。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因为部里面都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我又不想要他什么东西，他才真把你当朋友。”

于是朱幼棣有了不少“无话不谈”的部长朋友。

1993年，水利部和环保总局在治理淮河污染上产生争执，时任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问朱幼棣的意见，朱幼棣答：关不关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事，环保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关键的断面建立监测，定期发布污染通报，这样便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于是有了水污染监测报告，接着又有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最先在10个城市搞，当时北京不参加，慢慢搞起来，北京就有压力了，你空气质量不好还不公布，人家大使馆也是知道的……结果后来北京也进来了。”朱幼棣微笑。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我只是很小一部分

1999年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朱幼棣渐渐淡出记者圈子，他曾去山西，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朱幼棣对一些饭局很头疼，“老是想着做官，吃饭时就没什么可说的，总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个位置，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谈论这个东西!也不谈论工作。”

省委书记讲完话，有人跑过来拍马屁：书记啊今天你讲话讲得太好了，人家鼓掌鼓了15次!“我听了就很不舒服，书记问我讲得怎么样，我说，好是好，但这个话不该由你来讲。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你书记来讲……书记听了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说得有道理。”

不久，朱幼棣又随那位领导调回北京，在扶贫办工作一年后，2001年，他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

对于这个新“饭碗”，朱幼棣解释说，我们研究室主要就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是最主要的。

人在中南海工作，研究报告可直达总理，难免被冠上“文胆”“高参”的帽子。朱幼棣比较坦率：“我觉得这些称呼都是有些人自己吹的。有些人去了趟中南海回来就吹，中央首长只是要听听你的意见，报告中一句话不用你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分量，个人力量还是很渺小的，是集体的努力。”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我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作用，领导讲了就是领导的，跟你无关，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总觉得，你提的意见建议太超前或太专业，也未必就到领导的兴奋点，领导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你的意见不一定能进入他当前重视的那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