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

2008年1月11日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学者蔡元培诞辰140周年纪念日。上海文物管理部门表示，位于华山路303号的蔡元培故居经过整修，部分恢复原貌，1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整修一新的蔡元培故居纪念馆三楼设立为“蔡元培实物馆”，将首次展出120余件珍贵文物。

中国数不胜数的各种名人故居，总是给笔者以如此伤感：名人已经作古，而他们的风范、成就往往也成为绝响，徒留故居予人凭吊，甚至不过是作为旅游观光的景点，供人休闲消遣，满足“到此一游”的虚荣。这样的名人故居，恢复得再多，保修得再好，意义也终有限。

蔡元培先生未必能够逃脱名人们的这种“厄运”。以当前的现实环境来论，先生的风范确有“绝世”之忧。

譬如，先生到北大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大学的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然而，今天的许多中国大学校长，所在意的却是学生的就业率、学校的占地面积等，即便“高材生”出去杀猪陪聊，都可理直气壮地解释为“顺应市场需要”。先生选拔教师唯才是举，陈独秀既无博士学历，也无任教大学经历，只是区区广中学教员，但先生却聘请他为北大文科学长；梁漱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先生读了其文，便决意聘来北大教印度哲学。而今天的中国大学，动不动就打“高薪”、“全球纳贤”的招牌，可惜更看重的是学历或者资历，“国际一流大学”非博士一概不予考虑，或者唯有高官、明星、富贾才有被破格聘为教授之机遇。像梁漱溟、陈独秀、鲁迅这些没有文凭的人，纵然发表大量文章也不是SCI收录的学术期刊，无助于学校冲击“论文引用篇数全球第一”的至尊荣誉，然先生终用之而成美名于千古。更不用说蔡氏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只要有学问，无论是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闹剧的刘师培，还是主张新学、观念激进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都可招入北大。为了反抗当局对大学的粗暴干涉，先生曾数次辞职。此等风范，今日何处可觅?

先生仙逝后，教育部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先生所处之时代堪称乱世，办学条件比今日要差得多，犹能如此坚持原则，则今人在酒足饭饱之余，固当汗颜矣!试想以今日之物资富足、社会稳定，再加上蔡氏之办学意志、自由精神，则中国教育何愁不能更加辉煌!中国之学术何愁不能更加灿烂!

几千年前中国出了个孔子，可是，几千年来孔子最大的不幸就是他成为了偶像，被无数中国人顶礼膜拜而不许超越。近代，中国的教育终于又有了个蔡元培，但今天我们是否也只能继续把蔡元培放在纸张上去研究、放在图书馆里去馆藏，是否也只能在他的故居徒兴高山仰止之情?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其实，一个有了伟人而只知道顶礼膜拜却不敢再去超越、“后无来者”的民族也是可悲的。

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先生，绝不能只是在茶余饭后发一发“思古之幽情”，而应该是切实借鉴学习蔡先生的精神品質，务必做到“后有来者”；蔡元培故居纪念馆，不应该单纯是“前不见古人”、供人凭吊乃至游乐之所，而应该是一块弘扬蔡氏精神、激发更多“后来者”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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