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染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单父人吕公与沛县县令要好，为了躲避仇人，他不仅投奔沛县县令在此作客，还在沛县安了家。沛中的豪杰、官吏们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前往祝贺。萧何当时是县令的属官，掌管收贺礼事宜，他对送礼的宾客们说：“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

刘邦平素看不起这帮官吏，于是在进见的名帖上谎称“贺钱一万”，其实他一文钱也没带。在宴席上，刘邦还趁机戏弄那些富有的宾客，“坐上坐”，一点儿也不谦让。

正是因为刘邦在这次群豪宴会上旁若无人地坐上坐，加之面相奇异，吕公认定他日后定能出人头地，于是把女儿许配给他。刘邦就此发迹，迈出了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得知，中国古代宴会中的座次有着严格的尊卑之分，官高为尊居上坐。官低为卑处堂下。而“上坐”乃宴席的尊位所在，亦即“席端”；“堂下”即“席尾”，较为卑微。

《礼记·内则》中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可见，家庭启蒙礼教的第一课便是“食礼”。而中国宴会繁缛“食礼”的基础仪程和中心环节即是宴席上的座次之礼——“安席”。

那么，古人的座次之礼都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古代官室一般向南，主要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和房。前部分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的后面有室，住人。在室内，西南隅称为奥，西北隅称为屋漏，东北隅称为宦，东南隅称为交，奥是室内祭祀众神之地，所以奥在四隅中最尊。

一般来说，当帝王或一方的长官在堂上举行礼节活动时，座位以室的户牖之间朝南的方向为最尊，如《充礼·礼器》中载：“是故圣人南面而立，天下大治。”郑玄注曰：“南面立者亲朝。”所以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因此，古人常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称臣叫做“北面”。

但在室内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室东西长而南北窄，所以不管是什么活动，只要是在室内举行就以坐西面东为最尊，其次坐北向南，再次坐南面北，最次坐东面西。如人们比较熟悉的《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会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坐。”在这里当然是项羽最尊，所以东向坐；范增是项羽的谋士，地位仅次于项羽，所以南向坐；刘邦在项羽眼里连谋士都不如，所以北向，张良就更没地位了，只能西向坐。

但是，有时会出现几个人同坐一席的情况，比如鸿门宴中项伯与项羽的座位。在军中项羽地位最尊，但按长幼尊卑来说，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地位应该比项羽尊贵，所以中和一下，他们俩人同时东向坐。

除上述之外，古人尚右，所以以右为尊，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相应的，“左迁”即表示贬官。

宴席上的“上坐”，又与坐制的饮食基础器具、几案、餐桌椅形制的历史演变而有时代性的不同。

隋唐以后，开始了由坐床向垂足高坐起居方式的转变，方型、矩型诸种形制餐桌均已齐备，座次利益也因之有新的改变：方桌以边长92.5厘米、高87.5厘米的“八仙桌”为代表，贵客专桌，等而下之可2人、3人、4人、6人或8人一桌。除专桌以外，两人以上者，一般为1:l主陪客制；圆桌是应聚宴人多和席面大的要求应运而生的，最初也让用惯了方桌的人们颇不适应，正如袁枚《园几》诗所说：“让处不知谁首席，坐时只觉可添宾。”

现代宴会座次规则

圆桌在清中叶后成为饭店、酒楼流行的餐台式样，今日家庭中亦普遍使用，尤为今日餐饮业及机关、企业食堂的会宴用桌面。其座次一般是依餐厅或室的方位与装饰设计风格而定，或取向门、朝阳，或依厅室设计装饰风格所体现出的重心与突出位置设首位。通常服务员摆台时以餐布折叠成花、鸟等造型：首位造型会非常醒目，使人一望而知。而隆重的大型宴会则往往在各餐台座位前预先摆放座位卡(席签)，所发请柬上则标明与宴者的台号。这样或由司仪导入，或持柬按图索骥、对号入座，自然不易出错。

就一张餐台的具体座位来说，目前中餐通行的规范是：主人座于上方的正中，主宾在其右，副主宾居其左，其他与宴者依次按从右至左、从上向下排列。

宴席位次的设定，既属约定俗成，故其时空差异性较大，而依我国时下理念习尚，则首论职务尊卑，次叙年龄，后及性别(先女后男，以示重女观念)。当然，这都是首席座位确定之后始循行的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