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家

他，小名叫周来，奶奶告诉他：你是周公爷的娃，是他把你送来的。也许正是应了这个名字，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就痴迷上了西周考古，以毕生之力——

生在周原，常年在周原大地探宝、寻宝的考古学家罗西章

三千年前，这里，曾是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江山大业的发祥之地。但在“烽火戏诸侯”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人们却很少再问津此地。直到寂静的田野中，不时有窖藏青铜器显露峥嵘，人们才再次将目光汇聚于此。这个地方，就是今天距离陕西西安不足200公里的“周原”。

大胆试验 确认阳燧

（1）古人利用太阳取火的工具:阳燧

“阳燧”是古人利用太阳取火的用具（图1）。但它最早出现在何时？形状怎样？古籍上虽有记载，但一直没有实物作证。1995年，《人民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周原挖出个太阳”（图2）。那就是罗西章发现并复制了我国古人用来取火的用具——阳燧。

（2）1995年《人民日报》刊载的报道

记者:您怎么想起来要复制一个？

罗西章:是阳燧不是阳燧，关键就是能取火不能取火。能取火就是阳燧，不能取火就不是阳燧。

记者:所以当时一定要试一试。

罗西章:这个东西不能打磨，只能复制一个。

早在1972年，罗西章就在一个大坝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件形似杯盖的铜器。他在撰文时取名为“器盖”，编辑给它改名为“铜镜”。罗西章一直疑惑不解。后来，他在查阅有关记载后，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谓的阳燧，但是苦于无法证实。直到1995年，在抢救清理一座西周古墓时，他又一次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器物。这一次，为了解开心中长久以来的谜团，他做了大胆的尝试。

罗西章:复制好了以后，那一天是八月伏天。天气晴得很，太阳很好。中午时候，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陈全方领着一个瑞士的客人，名字叫马利欧·罗伯迪。我就拿着阳燧到院子里，取了一张宣纸。开始不知道咋样弄。这么弄，那么弄，最后把焦点试了一下，对准了，两秒钟就着了。瑞士客人特别高兴，乌里乌拉地说，我也听不懂。局长给我翻译说他很高兴，他到中国来，才真正见到了圣火。

只要对着太阳，几秒钟时间之内就能将棉团点燃（图3）。罗西章心中存放了20年的疑惑，终于得到了确认。这不仅有助于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也是中华祖先在三千年前就知道利用太阳能的见证。有人把它誉为世界奇迹和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3）用复制的阳燧取火

记者:就您所知道，比如说在世界上，在其他国家，类似用这种方式取火的有没有？

罗西章:我对世界上这方面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咱们国家取火的东西，出土的实物还是比较多的。商代有，西周早期也有，西周中晚期也有。

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就是阳燧，但是谁也没有试验过，谁也没有再现过这个。用复制品再现的阳燧取火，在咱们国家，大概我是头一个。

我搞考古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啥事情都要追根问底。不能为古而古，要古为今用嘛。

小心验证 物归原簋

就是凭着一股追根问底的劲头，让罗西章在考古界赫赫有名。他是首批“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的获得者。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对西周考古的独特贡献。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冶炼技术的鼎盛时期。要了解这段三千年前的历史，最主要的载体就是青铜器。但他在长期的考古中却发现，周原出土的相当一部分窖藏器物，都有所缺失，并不完整。

罗西章:这说明一个啥问题呢？说明当时没有埋在一个窖藏。周原能证实埋几处窖藏的例子很多。像1962年在齐家村挖的一个窖藏，其中出了3个簋，有底，没有盖儿，上面的铭文写着“周我父”。30年以后，就在出这个“周我父”不到30米的地方，又出了一个窖藏，里头出了6个大簋，多了3个盖儿。这3个盖儿正是“周我父”丢的盖儿（图4）。

（4）配有盖的青铜簋

按照史书记载,古人用簋来盛放食物。在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有盖儿。据罗西章猜想，这三件簋和盖儿，虽然出土时间相隔二十多年，但铭文上都刻有“周我父”字样，那么它们是否原本就是配对儿的呢？要证实自己的推测，还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罗西章:我于是就把这3件簋盖儿背上,乘火车跑到西安陕西省博物馆,叫人从仓库里面把“周我父”簋拿出来,我把盖子一盖,不大不小正好合适。

有着“周我父”铭文字样的这3套簋，为何会在三千年前失散呢？罗西章在对西周历史的回溯中，解开了疑问。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时代发生了“烽火戏诸侯”事件。这一事件使这个辉煌一时的王朝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致使戎狄入侵，周王朝无人救援。王公贵族在慌乱出逃中，只好把精美的器物埋藏地下。于是这些绝世奇珍就在地窖中掩藏了数千年真容。

罗西章:当西周灭亡的时候，人家打来了，他们埋这些东西，急急忙忙地埋，什么地方有坑，就往什么地方埋。这儿放点，那儿放点，最后就放丢了。

从阳燧重燃薪火，到簋在三千年后破镜重圆，这位原本只是半路出家的考古爱好者，获得了从发现到研究考证的乐趣。而他对中国考古最大的贡献，则是以毕生之力，收集、修复了万余件文物。其实，当我们第一眼看到罗西章先生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位看上去和本地农民并无二致的老人，究竟是如何踏入考古行当的呢？

耳濡目染 走进考古

罗西章走上考古之路，仿佛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1937年2月，罗西章在这片西周文化的发祥地呱呱坠地。从小奶奶就对他说:“你是周公爷的娃，是他把你送来的，所以小名叫周来”。而真正萌发小周来对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他年少时跟随从事小手工业的父亲到陕西凤翔县上学时，无意中增长的许多见识。

罗西章:我父亲住的那个地方，这边是我父亲的作坊，那边是老凤祥银楼。这个老凤祥银楼是个大企业。上海有，北京也有，西安也有，现在还有。老凤祥银楼是经营银器的，经营首饰;它也收文物，也贩卖文物。当时它收完文物就在那地方评论评论，评论这个东西是好啊坏啊，还讲一讲与这有关的历史。当然那时候还是小孩，很好奇，就从人缝里边钻进去，听人家说。久而久之对文物就有了兴趣，对历史就有了兴趣了。

从那时候起，罗西章开始知晓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神秘悠远的历史:公元前12世纪中叶，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带着他的姬姓族人，迁徙到距离陕西省西安市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休养生息，并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早期的都城。因这一带的地方名叫“周原”，而自称为“周族”。

许多传奇故事，让罗西章对古代历史文化深为着迷。但他真正接触文物，还是在1962年。师范毕业已是小学教师的他，因多才多艺被调入扶风县文化局。一上班，他就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人挖出了一件宝贝。于是，年轻的罗西章被差遣跑了一趟。

罗西章:那时没有班车，我还没有自行车，就由县城走了30多里。是一个大盘，铜盘。大概就是35里路。就背着往回走。

开始背着它还轻着呢，越背越重，越背越重。直到背到法门街，肚子饿得就不行了。那还是生活困难时期，拿上粮票，吃了两碗面，才背到县上去。

从此，哪里进行挖土建设，哪里就有罗西章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前去察看是否有文物。而扶风县也终于有了专人来管理文物。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职工，但对于周原这块遍地藏宝的大地来说，却具有非凡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罗西章，当地文物严重流失的状况，才有了根本转变。

罗西章:当时多数都卖给收购站了。我从收购站收回来的，光铜镜这一项，汉代的、唐代的，各个时代的铜镜就有300多面。

记者:要是发现不了，可能当时都熔化了。

罗西章:都得熔化了，熔化得多了。我过去常往收购站跑，我到人家收的烂铜堆看一看。一看有一个博山炉底盘，我说单一个博山炉底盘，博山炉哪去了？他们说:这个博山炉前两天给装了麻袋，送到公社收购站去了。我就赶紧跑到人家公社收购站去，跑到公社收购站，收购站说前天已经送到总收购站去了。总收购站在绛帐火车站呢，揉谷离绛帐火车站20多公里路。我又把车子骑上跑到总收购站去，跑去一看，揉谷送来的麻袋早上又给送到段家大修厂去了。我就一路追着。跑去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工人拿着铁锤要砸呢。我说：别砸，别砸，结果还是把汉代的一个铜灯给砸成两半了，砸烂了。

一件汉代文物，就这样在罗西章眼前，被生生砸毁。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在那时数不胜数。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又一次遭遇了这种创痛，一件重达60公斤的铜器，在修池塘时，被推土机压成了碎片（图5）。罗西章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将碎片全部收齐。

（5）图组:（左图）被推土机压成碎片的青铜器（右图）将碎片拼对复原的国宝文物:厉王簋

记者:那您当时怎样去把这100多片收回来的？您挨个人去找，跟他们谈，他们愿意交回来吗？

罗西章:不愿意。搞文物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考虑，群众路线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依靠群众，不依靠群众，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这堆被砸碎的铜片，原本有着怎样的姿容呢？罗西章不忍就此作罢。他把残片进行了仔细拼对，竟还原出一件国宝文物。它上面像石鼓，下面似平台，象征“天圆地方”。因内有铭文124个字，记载了周厉王祭祀祖宗的祝辞，罗西章给它定名为“厉王簋”。厉王是西周王朝中晚期的一位天子，在位37年间，因实行残暴的“专利”政策。百姓怨声载道，因而发生过史称“国人暴动”的战乱。

罗西章:那个簋王，既是王簋，又叫簋王。为啥叫王簋呢？是周厉王当时用的；为啥叫簋王呢？是簋里最大的。

记者:王者之器。

目光如炬 民间收宝

至今已有四五十个年头了，在周原这块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罗西章和许多村民，都熟悉得如同隔壁邻居。

罗西章:我在文化馆这十几年内，把扶风县的山上、渭河滩上，县上的角角落落，沟沟洼洼，一年顶少跑两趟。开始就腿跑，后来我花了52块钱买了个烂车子。

记者:自行车。

罗西章:把这个车骑上，绕全县跑，一年顶少跑两次。所以，到现在，扶风县60岁以上的农民都认识我，60岁以下的就不一定了。

罗西章颇有些得意。直到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保持着以往的习惯，只有等到他的到来，才把收藏的宝贝拿出来。

记者:您还记不记得在这些农民手里，收到哪些非常重要的文物，您印象非常深的？

罗西章:中颜纸。我没记错的话,那是1978年的事。冬天，一个放电影的人来跟我说:我村子里昨天有人挖了一个罐，里头还有好多小东西。我就赶紧跑着去。它是推土机推开的，地层很清楚：耕土层在哪里，明清地层在啥地方，唐宋地层在啥地方，秦汉地层在啥地方。这个东西是汉代地层底下的，至少它是汉代的。

记者:当时您一下子判断肯定是纸吗？

罗西章:那绝对是纸，谁看了都是纸。

记者:当时您没有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一般来讲东汉才有纸。

罗西章:当然感到奇怪了。纸保留下来了，要是汉朝的很不容易的。

在中颜村陶罐里发现的这片古纸，让罗西章兴奋不已。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而在一些历史记载和资料中，早在西汉，就有纸的存在。为了慎重起见，罗西章恳请北大教授予以帮助。专家们也认为事关重大，在几次检验纸样之外，又专程赴周原，仔细鉴定了陶罐里所有出土的文物，之后，作出结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从蔡伦造纸又向前推进100到300年（图6）。

（6）图组:（左图）周原中颜村陶罐中的古纸（右图）东汉蔡伦造纸应晚于中颜村出土的古纸100年～300年

机缘巧合 发掘庄白

1976年，是罗西章考古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周原出土的很多文物，引起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关注。这年春天，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共同成立了“周原文物保护与发掘领导小组”，参加成员还有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罗西章因此结识了不少著名学者，也学到了田野考古的技能。

罗西章:1976年12月15日，天气阴得很，10点钟左右，我的门被人推开了，庄白大队的队长陈长年跑来说:罗老师，赶紧，庄白把宝挖了。一听挖宝，我就把啥都忘了，赶紧把工具包一提，小跑就跑到了挖宝的那个地方。

他一路小跑，一路在想，庄白村究竟会挖出什么宝贝呢？

罗西章:我拿着手铲，一看北边有，再一探，南边也有。我就考虑这是个大的窖藏，就赶紧停了，后钻探确定，这个窖藏是一个比较大的。

罗西章当时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窖藏。他担心如果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因此，他当即指挥挖洞埋桩，将窖藏围了起来，并安排民工日夜轮流看护。

罗西章:开始的安全压力非常大。每天晚上我都要从考古所跑着去检查一遍，看地人睡着还是醒着呢。要是在发掘期间发生了问题，这就无法交代。到最后那天，把保卫人员都派上，看着，底下才取东西。东西取了整一个上午才取完。取一件东西，标一个标签，做一个登记。记一件东西，贴一个标签，做一件登记，都是按照考古要求的一套做。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让罗西章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一只当时放在窖坑一角的大铜壶,这种铜壶在周朝时是用来装酒的。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在它刚出土时，里面竟装满了液体（图7）。

（7）图组:（上图）周朝用来装酒的大铜壶（下图）铜壶竟然装满了液体

罗西章:满满的一壶液体。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啥东西？酒。但送到西安有关单位化验的时候，没有发现乙醇，也闻不出来什么酒味。

记者:如果真要是酒的话，这也三千年了，那会不会即使有乙醇也早挥发没有了？

罗西章:这个壶，它的盖子是从头一下插进去的，插得很死。水是存在壶里头的，蒸发不了多少。

记者:您是说这个壶上的那个盖子盖得很紧，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以后流进去的水。比如说雨水或者渗下来的水在里边积存下来，这不可能。因为盖盖得很严，就只有一个可能，水是原来就在里头的。

罗西章:酒的可能性是有的，现在就成了谜了。

也是在这只大铜壶里，罗西章当时还捞出了许多小的器物。

罗西章:我一个一个取的。水很清，一看就看见了。那个水的药用价值很高。发炎或者是恶疮，把那个水点上以后，很快就好。

记者:怎么发现的呢？

罗西章:要了一点，给人试了。一试，炎症和疮就全好了。这都是医生说的，可能时间长了，里头有氧化铜。

记者:您当时看着这里头的水，也没有带手套，就下手去捞，有没有担心这个水有什么细菌会引起感染？

罗西章:我把手弄破了都没有感染。着急把那个爵拿出来了。

这个窖藏，罗西章根据铭文判断，属于商代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家族。

根据周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享用九鼎八簋;诸侯可用七鼎六簋;大夫则用五鼎四簋;然而,在微氏家族的窖藏中,却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八只簋,但相配使用的鼎却没有出现。

罗西章从以往贵族墓葬中出土鼎和簋的配置情况,结合这8只簋的形制来看,它们应该是五鼎四簋的两套。这说明，微氏家族在当时，应该属于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

（8）被誉为“中国的青铜史书”的墙盘

其中的“墙盘”,是迄今发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被誉为“中国的青铜史书”（图8）。此外，整个窖藏共出土器物103件，其中74件铸有铭文。除了具有实用功能的礼器外，还有成套的乐器。这也是建国以来出土铜器数量最多、学术价值最高的一个窖藏。罗西章给它命名为：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图9）。

（9）“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数量众多，价值极高的文物

记者:其实在考古过程当中，像您这样常年在农村的田野里进行，也是很不容易的。

罗西章:这是一大乐趣。能投入这个行业来，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我觉得，我这种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由一个对于文物一点不懂，最后到能在文物界站住脚，而且还能得到同行的认可，我就感到很满足了。不过做事不能满足，事还得继续地干。

罗西章先生在40多年的考古生涯当中，共收集并修复了出土文物一万五千余件，其中国宝级的就有十四五件。他同时又建立了扶风、周原两个博物馆。罗西章说，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考古工作者，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我的老师，但谈起对周原大地的感情，恐怕没有人能超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