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衍文

多年前，我应邀去拉什医院为一名危重病人会诊。

刚走进一间病房，一位身体虚弱的老人从病床上吃力地爬起来，颤巍巍、慢慢地朝我走过来。老人来到我的身边，伸出右脚，紧贴着我的右脚把脚放下。

“弗兰克!”我惊喜地叫了出来!当然，他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可老人始终都把他的右脚紧紧地和我的脚靠在一起。

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30多年之前——1941年那最为黑暗的岁月。当时，我正在伦敦求学。纳粹飞机对伦敦的狂轰滥炸已经持续了数日之久。每天晚上，我们必须躲到防空洞里去睡觉。不大的一间防空洞里容纳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我的两个邻居：威斯特太太和她的儿子弗兰克。

面对残酷的战争，面对共同的灾难，在这样一个狭小的避难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而弗兰克则特别引人注意，因为他并非常人。据说，他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脑部疾病。威斯特太太告诉我，她的儿子已经37岁，而智力还远不及一个婴儿。他不会说话，发声含混不清，只能大体表达高兴或悲哀。当时，威斯特太太已是7S岁高龄，身体硬朗，非常能干。当然，她也不得不如此，因为弗兰克的生活一切都要依靠于她，她要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自己37岁的儿子。

一天晚上，一名警察来到防空洞找威斯特太太，通知她，她家的房子已经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现在，除了她和她弱智的儿子，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没有过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