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吉元

1958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气概，带领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那时，辽阔的中华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三面红旗”。

党中央和毛泽东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毋庸置疑是好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社会经济生活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回过头来看，“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施都反映出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对经历过那段如火如荼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一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据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面加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到了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及这八个字。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将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建国后七八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后来，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中央将总路线提交大会讨论，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和大会的正式通过，并写进大会形成的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为什么要提“鼓足干劲”？毛泽东说，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又说，什么叫“力争上游”？比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劲早就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毛泽东继续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此时毛泽东对它究竟对不对仍然将信将疑。并说过重大的路线、方针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用实践进行检验。可惜的是，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未能把这个正确的思想贯彻好，此后紧接着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随即兴起，而且一搞就是五年，几乎没有喘息之机。

早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从这年冬天至1958年春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又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叫“大办水利”。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达两三千万人，12月份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更投入劳力达一亿人，跃进的气氛甚为浓厚和高涨。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所确定的目标。领袖一声令下，各地迅速行动，十二年太久，只争朝夕。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省委提出，用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使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河南省委更是跃进得惊人，匪夷所思地要求当年就实现12年内规定的目标。就连因工业集中、历年靠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坐不住了，提出当年即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为了实现农业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农业大跃进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各地争相“放卫星”，搞浮夸。水稻最高亩产达到130434斤，小麦最高亩产8585斤。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粱、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连连“放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在那个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

农业小兄弟跃进了，工业老大哥岂能落后，于是工业大跃进也迅速开展起来了。当时的工业大跃进是以全民大办钢铁为标志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访问期间，还出席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代表会议上说：“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后来，冶金部在和各省、市、自治区研究钢产量发展速度时，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于是得出结论，5年或3年就可以赶超英国了，根本用不着15年这么长的时间。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很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认定“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个钢产量指标确定后，连当时在华的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都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回答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钢炼铁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当然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看法，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阿尔希波夫听后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炼铁再多也没用。”后来的结果被他不幸言中。

工业大跃进的口号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都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神州大地开展起来。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就连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参加进来。成千上万的农民置农业生产于不顾，背着镢头，带上锅灶，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炼铁。当时的情景，犹如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所言：“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

这场大炼钢铁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灶被砸烂，国民经济可谓元气大伤。

三

在“大跃进”运动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试图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现实。

先说说“公社”名称的由来。公社这个名称源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生们于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欧文公社是由2000到3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也常把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基层单位称为公社。

我国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马、恩那里学来的。中国式的公社体制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明显而普遍地带有欧文公社的浓重烙印。

陆定一在八届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发展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由许多共产主义公社组成，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超越。这期间，陆定一受令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到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对于合并起来的大社，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如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辽宁省安东县有一个“前阳公社”等。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型，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撰写了一篇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在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人民公社”四个大字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陈伯达的文章为人民公社体制在中国的普遍实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对新鲜事物从来就投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因此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自然是一百个高兴，一百个支持。8月4日，他走出京门，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日，毛泽东又南下河南新乡县参观七里营公社，他在办公室门口久久凝视公社的牌子，连连点头说：“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据有关资料称，河南省是最先得到有关信息，也是最早成立人民公社的省份。9日，毛泽东又去山东，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有人准备大办农场时，毛泽东制止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兴办人民公社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全国各地农村在短时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势头也带动城镇搞起了人民公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预言，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织到大公社去，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告结束，被“乡”一级政权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