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在库房整理过去的旧节目时，无意中发现了我在上世纪50年代讲解《诗经》的录音磁带，他如获至宝般地将这盘珍贵的录音编成了节目。但在介绍作者时，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别人那里听说文怀沙在“文革”中早已作古，便在文怀沙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节目播出后不久，立即引起了震动，我在上海的哥哥知道后尤为震惊，这位八旬老人当即赶到电台去质问。

正当这位编辑陷于极度惶恐之时，来自北京的信寄到了这位编辑的手中。在另一封是写给电台领导的信中我不仅将此事看成是一种“慎终追远”式的温暖，向这位编辑和电台表示感谢，还视这个年轻人为我的知己。作为一个活人，却在身前听到了自己的身后之名，这绝对是一件再美妙不过的事。

对于人生，我的彻悟是：人生如赴宴，吃饱喝足了，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去，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呢？我的遗嘱非常简单，把骨灰顺着抽水马桶冲下去就行。夫人问：“青山绿水皆可埋骨，为何做此选择？”我说，骨灰与粪便合成有机肥料，可以肥田美地。有人问：“你的儿女将来怎么祭奠你？”我答，他们只要对着大地上的高粱或者玉米鞠躬就行了，那就是我。

（张丽摘自《老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