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文

当编辑都结交几个文友，会写几篇文章的人都免不了有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情怀。这不，一天几位文友聚会了，“激扬文字”时总是伴随着相互的捧场与戏谑调侃。一位从县城赶来的文友，把他长期笔耕的文章结集出版了两大本，印制颇为精美。书里面写当地风土人情笔触细腻，吟咏山水加抒写个人情怀的小调文章都颇为精致，所以当时签名送书便成聚会的第一项重要活动。有趣的是作者签名时在扉页顺手题上了“文以载道”。我随手翻了一下问他：“这书中文章载得动道吗?”不料这调侃式的一问，便问出了话题。引出了文友们讨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种种宏论。我笑道：“为何不看看那时的文章是什么文章?先秦六经、诸子百家的文章都不说了，就说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你能说哪一篇不是谈国事的‘经国之大业?尤其是到唐代徐敬业那场讨伐女皇武则天的仗打得实在不怎么样，而骆宾王起草的那篇《讨武望檄》，短短的、檄文却留下了千载盛名，成为‘不朽的文章。”

其实，古人写文章从机制上讲是以表述思想观点等应用为目的。虽然对文章也讲究文采，讲文学性，但绝不是单纯地看成文学创作，为写文章而写文章，那时候没这么多的报刊杂志，没地方混稿费。杜甫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诗句，更是诗人的怒吼!所以他便成了千秋诗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人尚且如此，那杂文呢?总得说出点什么。写情诗可以卿卿我我，腻腻歪歪；写游记散文可借山水玩点八杆子打不着的空灵，玩弄点烟雨朦胧的小资情调；可写杂文的人却是认认真真继承着“载道”传统，无论载得动道载不动道，都进行着社会化的写作。与其他文章相比，杂文虽然短小，而小我在文章中则不足道也。同时还有一句“针砭时弊”的杂文定位，就确定了走钢丝的高难度动作。惟独如此，动作如杂技般的高难度，所以杂文才有了吸引众眼球的看点。

写杂文难，编杂文则更难。我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编本报《秦镜》杂文专栏，转瞬二十多年过去，由当初一块花边小栏目，发展到一块有点影响力的杂文专版，其中甘苦惟自知。写一篇杂文发不出去，这家不发投另一家，顶多不发就是了；可是编的杂文发不了也得编，还得找能发出去的再编。就像看奥运会圣火，点燃圣火的火把容易，传递过程中总是充满曲折艰难。毕竟我们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否则许多报刊也不会把杂文小专栏发展成专版。一位著名杂文家感叹：“报纸上杂文不及杂志上的杂文好看，杂志上的杂文不及书上的杂文好看，书上的杂文不及网络上杂文好看。”而作为报纸杂文编辑我也深有同感，其中原因不足道也。现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有学者作说文解字式阐释：“和”——是人人口中都不缺(禾)饭吃，至少是达到小康水平；“谐”——是“皆言”，大家有话就说吧。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有权自由地表达对社会现象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当然有时说话太直也麻烦。从彭水诗案及之后几起相似的“诽谤罪”可见一斑。还是一些时评家、杂文家帮着喊冤洗脱罪名。看来说话是需要艺术的，杂文能生存并一直不断发扬光大就靠的是艺术。能一剑封喉固然痛快淋漓，打狗棒法也未必就平淡无奇，曲径通幽，语蕴禅机，虽是点到为止，会让你有所思所悟；更喜欢读有学理支撑的杂文，一语道破顿如醍醐灌顶。不是原来如此，而是原来如彼!倘若有“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胸怀，便能极目纵览峰顶的风光无限。杂文不论怎么写，总得说出点什么。最怕读的是八股道德文章。“道”之所以为道，普世真理在矣，而决不是道德说教。

(作者系《西安晚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