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革”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样的情况：两派在打“派仗”时，双方都宣称自己是“高举”和“紧跟”的。这证据就是，双方都“言必称语录”，用语录论证自己的“高举”和“紧跟”，同时用语录批驳对方，并给对方扣上反语录的帽子。人们称其为“语录仗”。俗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公”“婆”之别，可这“语录仗”，竟是这个语录说这个语录有理，那个语录说那个语录有理，有时双方用的还是同一条语录。你根本就闹不清到底谁用的语录有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语录不认语录了。你倒说这怪不怪。

现在想起来，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因为，人家的语录有时是从这一方面讲的，有时是从另一方面讲的。侧重点不同。

但是。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乃是当时所谓“带着问题学”的学习语录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有了问题，带着这个问题，从语录中找答案。有句话叫“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这个主义是我们行动的、实践的指南。但带着问题找答案的学习方法，就把关系完全颠倒了。双方的学习都是这样一个思路，当时社会的学习也都是这样一个思路，尽管当时把语录高高地顶在头上，说得神圣得了不得，但其实是“高举”这语录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服务。那么自己需要什么语录。就可以找出为己所用的语录来。双方都这样找答案为己所用，可不就“语录仗”打得难解难分吗?现在我们常说“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实践”，可这种学习方法，连“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理论”都谈不到，只能说是拿理论、拿语录为自己服务。在这种“服务观”下，即便带着指鹿为马的问题。也能在语录中找到鹿就是马的答案。反过来。也能找到马就是鹿的答案。学习学习，没有比这种学习再荒唐的了，语录本身也被糟蹋得够可以了。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不仅老百姓的语录学习是这样，高层的一些语录学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一封信被打入“另册”。有个高层领导人看准了彭德怀要失宠倒霉了，立即组织人带着批判彭德怀的问题，从马、恩、列的著作中找答案，选出一批语录呈上。此举十分及时，很得赏识，所选语录立即印发给了全体与会者。有了这些语录，彭德怀反主义、反思想更是铁板钉钉、罪责难逃了。但是，我敢断定，如果当时肯定了彭德怀的那封忧国忧民的信，要谁带着这个问题从马、恩、列的著作中找答案，又会找出许多证明其正确的语录来。明乎于此，也就不会奇怪这样一种现象了：一些明明错误的决策，已经给国家、给老百姓造成了灾难，“主旋律”却能用连篇累牍的语录证明其正确；一些被实践证明成功的做法，也大受老百姓的欢迎，如“三年灾难”以后农村一些地方实行的“包产到户”，“主旋律”却能用连篇累牍的语录将其批个狗血喷头，证明那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啊，当语录已经沦落到有如“补丁”的价值的时候，可不就屁股破了补屁股，肘子破了补肘子吗!当理论学习、语录学习学到这个份上，学的再多，也无非是多了一些用于“补丁”的破布罢了。“指导思想”云云，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

在林彪提倡“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并树立了若干“活学活用”标兵的年代里，全国从官到民，从军到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学习的热潮。这热潮不但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按说，这样的学习热潮。应当出现数以百计的理论家了，至少也能出现数以十计的理论家了；那么多的人带着那么多的问题学，也可解决许多许多问题了。可在那整个“带着问题学”的“活学活用”的年代里，出过哪一个理论家?又解决了哪一件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那时投身这种学习的人，现在回头看，还有几个不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这本身就说明了那种学习的彻底失败和破产!

在我们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就关乎我们人类生存、温饱、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先人总结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形成文字留下来，就是我们称之的理论。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学习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指导我们的行动可以省时省力。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自己的行为确定后，“带着问题学”，从经典理论中寻章摘句，用片言只语——也就是语录——证明自己的行为无不合于“圣道”，而对自己不同意和反对的行为，首先确定那是错误的，然后也“带着问题学”，用同样的方法用语录证明那是彻头彻尾的“恶道”。那语录和理论就会成为他们披在身上的虎皮。就会成为他们诡辩的工具，就会成为他们永远正确、永远不会错的护身符。还会成为他们对异己分子“欲治其罪，何患无词”的“词库”。这是对理论的最大的亵渎和践踏。

(原载2007年第6期《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