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辰等

编者按：

近年来，许多地方举办杂文作家作品研讨会，这种方式很好，作家们在一起切磋杂文创作，不仅能够使被研讨的作家更了解自己的创作优长和不足，同时，对参会的所有作家作者而言，无疑也是一次学习与借鉴的机会。当前正值杂文创作发展与停滞的胶着状，新旧创作方法的交替期，通过研讨有可能扩大杂文创作题材并丰富杂文创作风格，从而让更多杂文作家形成各自的艺术个性。4月9日，部分杂文作家聚会研讨朱铁志的杂文创作，现将《北京日报》刊载的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转载如下。

“砭锢弊常取类型”李庚辰

读朱铁志的杂文。眼前会浮现活灵活现的各种形象，这些典型形象或作为针砭的靶标，或作为戟刺的攻手，总能使他的杂文寓形象和情理于一炉，融政论和文艺于一体，显现出鲜明的文学品位。

朱铁志杂文的形象性之一表现在他议论说理时总刻意“立像以尽意”。他常用最简洁的速写笔法，三言两语勾勒出某种具象，以烘云托月阐释他要讲的理念。如在《颠倒》一文中，他由一幅一群男女“以首代足”颠倒身体行走在大街上的画作为由头，取此以“立像”，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颠倒现象，诸如“光明正大的事，要偷偷摸摸地干；名正言顺的事，要鬼鬼祟祟地干；青天白日的事，要夜深人静去干；无私奉献的事，要付劳务费去干；相反，鼠窃狗偷的事，要大张旗鼓去干；狼心狗肺的事，要心安理得去干；丧尽天良的事，要念着圣经去干”等等。这些是非颠倒、以非为是、以丑为美、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怪现象，都是对正确的理念和行为的颠倒。颠倒是可怕的。作者进而指出：“可怕的不仅在于颠倒的存在，更在于不愿承认它，不敢正视它，不许议论它，那才叫真正的没有希望。”在这里，“立像”是为了构建一幅帮人辨明是非的“是非图”，或者说，是为了创造话语情景，以此作为铺垫以生发议论托物言志，它与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后批判国粹派将文化糟粕当作国宝时说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可谓匠心略同，一脉相承。

形象思维与哲学思辨的融合徐怀谦

朱铁志杂文的优点我想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多年的哲学训练和文学爱好，毕竟使我比纯文学出身的朋友多了一点辩证色彩，又比纯哲学出身的朋友多了一点形象思维。”这就是他的两个长处：形象思维与哲学思辨。他的形象思维在其小人物系列中有集中体现，一是人物形象生动，二是语言鲜活生动。如《小COOL》：“吸烟不够酷，吸毒才够酷；结婚不够酷，同居才够酷；有文化而温文尔雅不够酷，有文化而满口脏话才够酷。”《女小资》：“不在写字楼，就在星巴克；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我更看重的还是他的哲学思辨。看他的杂文，条分缕析，一二三四，逻辑性强，阐述道理必让你心服口服，指斥谬论不驳得对方体无完肤决不罢休。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他的杂文与流行的时评不同，有着久远的生命力。比如，他的贴近现实的《与阿Q局长书》、《话说官员保质期》、《老鼠的口味》、《变味儿的能人》、《爱心的级别》和《屋顶上的山羊》、《孤独的斯宾诺莎》、《马克思的悲哀》等哲理杂文，都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过时。

朱铁志杂文为何受欢迎李下

朱铁志的杂文为什么甚受欢迎呢?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他敢于碰硬，不回避社会上出现的重大思想政治话题。对官员各种各样的腐败，对国民劣根性的种种丑陋表现，朱铁志笔下毫不留情。

二、他触觉敏锐，善于观察生活，发现问题。这个“善于发现”，既包括对新出现的问题的捕捉和解剖，也包括对常人习焉不察的惯性思维的拨乱反正。最为有趣的是他去年写的一篇《如果我死……》引发的讨论。他说，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不要做无望的救治，不要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不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不购买高价骨灰盒，不订购墓碑、墓地。他的这种对死亡彻底哲学化的认识和文学式的表现，对中国人重新认识死亡、处置死亡有极大的启迪意义，对那些借机争些面子的，借机大搞腐败敛财的，也是一次当头棒喝。

三、他能与读者平等地讨论问题。放低身段，尊重读者，常常把自己摆进去，像是与老朋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在《变“自恋”为“自我实现”》一文中，轻声细语地把年轻人从“自恋”引向“自我实现”。他为了拉近跟读者的距离，还把自己的成长历史和盘托出，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活标本。供读者参考。

四、他有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他的杂文，有时写成书信，有时写成散文，有的像白描小说。这种臧否人物的漫画式写法，引起强烈反响。还应指出的是，朱铁志的幽默和反讽也为他的杂文增色不少。“小人物系列”是他的幽默笔法的典型体现。

“小人物”映照“大社会”张心阳

朱铁志是多产优质的杂文家，其中的“小人物系列杂文”在中国当代杂文创作中的个性化地位是始终突出的。它是一种成功的构思和创作，也是对中国杂文创作方式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在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大凡能够产生社会和历史影响的大都是小人物，最为典型的如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其根本原因，就如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所说的：“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小人物是构成整个社会的最基本元素，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也只能依靠小人物的生存方式。而通过小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则不仅仅是他们的思想品质、思维习惯，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它可以阐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人们的生存质量。杂文是文学的一支，既具有政论性，又具有形象性和文学性，杂文创作当然完全可以用“小人物”来反映时代特征、人的精神面貌，乃至民族性。这个道理，其实铁志也认识到了，他在其文集“后记”中说道：“杂文不仅可以走议论的路子，也可以走描写的路子；不仅可以以论理见长，也可以通过白描等传统手法塑造典型形象。”的确，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既是用杂文成功塑造的一个“小人物”，也正是通过这个“小人物”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如同阿Q一样的极富个性化的符号，成为民族性中“不讲认真”的代名词。

用杂文塑造典型王乾荣

朱铁志的“小人物系列杂文”，创造性地继承了鲁迅的“砭锢弊常取类型”笔法。每一篇杂文，都写了某一类人物，诸如小款、小马屁精、小会虫儿、小秘书、小“大人物”……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小鸟儿”都有。他写的是社会百态人生，而对每一类“小人物”，都用传神可感的生动描绘，做了剖骨见髓的透析，展现了人物的典型言行。

鲁迅以“互见”法，运用多篇杂文的片段，“合塑”一种人物类型。如“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的“叭儿狗”、“二丑”、“西崽”、“革命小贩”等等；铁志则是一篇文章塑造一种类型，这“类型”，是同样“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的。能“当做普通名词读”，即说明它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是能够揭示一定阶层、一定圈子人物性格本质的艺术形象。“小人物系列杂文”多用形象和场面“说话”。而形象和场面又与间或插入的精确议论有机融合，本质上、骨子里仍然体现着凝练的“论说”风格，即体现了杂文的鲜明特质。它的每一句议论，几乎都是一个高度浓缩的命题。实际上铁志的描述，也是议论，比如《小蜜》一文说：“别以为谁都能当小蜜，没点儿本钱还真干不了这行。如今的小蜜，不是光有点儿长相，有点儿青春就行的……领导身边的小蜜，有与其他领导沟通感情的润滑作用；大款身边的小蜜，有与其他大款联络生意的经营作用。”这是描述吧。但理在其中。说的虽是惯常现象，但高度浓缩，三言两语，借题发挥，往往道破问题的实质，意味深长，耐人咀嚼，令读者深切地体味出世相世态，乃至反躬自省。

(原载2008年4月28日《北京日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