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晖

刺客，以身事人，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知己，甘心自残身体，以求一逞。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对刺客群体评价道：“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管最后成功没有，他们立意昭彰，志向不堕，因而名垂后世。这种名誉并非虚妄，它贯穿在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刺客故事之中。

残身的身体政治学，在先秦精神尚未消亡的时代发散出夺目的光芒。先秦那种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核心，也许并不追究事情的是非，知己者也许并非总是代表正义，但是那种行为中的耀眼美感，千载以下，在人性逐渐糜烂、血性近乎失传的中国史上，犹凛凛令人窒息。

要离的故事记载在后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

要离身材矮小，体质赢弱，但是伍子胥却称许他“其细人之谋事，而有万人之力也”。

齐国壮士椒丘欣在淮津饮马时，马被水神取走，椒丘欣大怒，袒裸持剑入水，大战水神。几天话他从水中出来，盲了一只眼睛。虽然没有战胜水神取回马，但是椒丘欣仍然非常骄傲，因为毕竟敢和水神作战的人很少。

后来，椒丘欣到了吴国，在友人的丧席上，要离旁若无人地讽刺他说：“吾闻勇士之斗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意思是说，勇士作战，即使去死也不能受辱。现在您和水神作战，马和驭夫都丢了，又少了一只眼睛，身残却还炫耀自己的勇敢，这是勇士所引以为耻的，你居然坯以此为傲。

要离的讽刺可谓刻毒，噎得椒丘欣无话可辩，决意晚上去报复要离。

要离回家后，嘱咐妻子夜里不要关门。是夜，椒丘欣果然去杀要离。他顺利到达要离堂室时，发现他居然不关门、不守御，大胆躺着睡觉。

椒丘欣一手持剑，一手揪着要离的头发说：“你有三死之过。第一，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我，当死；第二，门不关，当死；第三，睡觉不守御，当死。”

要离回答：“我没有三死之过，你却有三不肖之愧。第一，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你，你却不敢当场报复，不肖；第二，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不敢光明正大，不肖；第三，你一手持剑，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不敢和我公平决斗，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地数落我的罪过，不肖。你有此三不肖，不觉得自己卑鄙吗?”

于是，椒丘欣扔下剑，叹息道：“我这个勇士，人们都不敢小看我，但您之勇还在我之上，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啊!”

吴王阖闾二年(前513年)，吴王僚被专诸刺杀后，他的儿子庆忌逃到相邻的卫国。吴王阖闾担心庆忌会联合诸侯来讨伐自己，忐忑不安，伍子胥就把要离推荐给了吴王阖闾。阖闾看着眼前这个“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顿时毫无信心，心想：这样一个文弱纤瘦之人，怎能杀掉万人莫当的庆忌呢?

要离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献计道：“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仅仅为了吴王对自己的轻视，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要离就摆出这一篇大道理，不惜断手、戮妻子，以博取忠义的美名。这是典型的媚术，残身是为了取媚君王。

果然，要离“逃亡”到卫国，如其所愿，得到了庆忌的信任。紧接着，故事进入了高潮：

一次，要离跟随庆忌伐吴，渡江至中流，因“要离力微，(于是)坐与上风”。要离顺着风势“以矛钩其冠”，用单臂刺庆忌。庆忌中创，“顾而挥之，三摔其(要离)头于水中”，最后，他把要离放在膝盖上，说：“要离真乃天下的勇士，如此细小之人，竟然敢行刺于我!”

庆忌的左右随从欲杀要离，被庆忌阻止：“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临死之前庆忌又嘱咐左右说：“让他回吴国吧，成全他对吴王的忠诚。”

那是一个今天已经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时代，连被暗杀者都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水平。庆忌因为欣赏要离的胆识和忠诚，居然置自己之死于不顾，凛然赦免行刺之人。

在这样高水平的对手面前，要离取媚吴王阖闾的初衷崩溃了，巨大的羞耻之心，逼迫他做出了非凡的选择。

要离痛心地说：“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说罢要离投江，但被庆忌的随从救了上来，“未绝”。随从劝他不要自杀，回到吴国接受吴王赏赐的爵禄。要离说：“吾宁能不死乎?”于是“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庆忌临死前洋溢着宽恕和绝望的行为，深深地刺激了要离，唤起了他的羞耻之心，于是他只有必逞一死去荡涤他残身取媚的浮薄行径。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载：“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晋国人，先追随范氏和中行氏，不被看重，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投奔智伯，得到重用。后来赵襄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以示对智伯的仇恨之深。豫让逃到山里，立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著名誓言，决心为智伯报仇。

第一次报仇，豫让更换姓名，冒充清理厕所的犯人。赵襄子如厕，心中有所感应，抓住了身怀匕首的豫让。

赵襄子说：“豫让是义人，我应该避开他。智伯没有后代替他报仇，豫让能够挺身而出，是贤人。”于是释放了豫让。

第一次报仇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面对赵襄子的宽大，豫让并没有退缩。第二次报仇时，他“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已经见过赵襄子的豫让，开始自残身体：用漆涂身，装作患有恶疮，吞炭装作哑巴，然后在街上行乞。

豫让潜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准备行刺时，又一次被抓。赵襄子斥责豫让说：“以前你追随范氏和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们，你却不替他们报仇，反而追随了智伯。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智伯报仇昵?”

豫让回答说：“我追随范氏和中行氏，范氏和中行氏像对待众人一样待我，我也就像众人那样报答他们，而智伯却像对待国士一样待我，因此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终于明白了豫让残身苦形，为智伯报仇的决心之盛，赵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日：“豫让啊豫让!你为智伯报仇，至此已经成名了，而我曾经饶恕过你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兵士遂包围了豫让。豫让自知必死无疑，于是提出了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豫让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于名誉的权利。上一次您宽恕了我，天下没有人不称赞您贤明。今日我愿意伏诛，但是希望让我击刺您的衣服，以成全我的报仇之意，那样我虽死不恨。”

像庆忌一样，赵襄子也展示了他惊人的水平，答应了豫让的要求，“乃使使(侍者)持衣与豫让”。

于是，一幕动人的场景出现了：

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日：“吾可以下报智伯

矣!”遂伏剑自杀。

豫让的行为，显示出惊心动魄的仪式之美：虽然强弱之势分明，但人的尊严不容抹杀。也许今人会觉得可笑，会觉得不可理喻，所幸豫让的敌手是认同这一价值观的赵襄子，于是这一仪式得以上演，成全了豫让的同时，也使豫让拔剑三跃的身姿，凝固为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身姿之一。

豫让的残身报仇，因为是在智伯死后，所以这种报答已经消退了取媚的因素。

豫让刺赵襄子“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不知道四十余年的时间周期，对新的刺客的出现是短暂还是漫长。

聂政，轵县深井里人，因杀人和母亲、姐姐躲避到齐国，以杀猪为生。

濮阳人严仲子在韩国做官，和韩相侠累不和，后来严仲子逃亡，四处寻找能杀侠累的刺客。他到了齐国后听说聂政是勇士，便在聂政母亲生日那一天，“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希望聂政能助其一了私怨，但被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的理由拒绝了。

过了很久，聂母死了。聂政想起了严仲子的知遇之恩，遂下决心“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西至濮阳，见到了严仲子。

严仲子据实以告，说：“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叉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

刺客的谋略第一次在聂政身上显现了：聂政没有答应严仲子的建议，他认为人多就有泄露消息的可能，消息一泄露，就等于韩国举国与严仲子为仇。

为了守秘，为了不牵连严仲子，聂政谢绝了车骑壮士，一个人独自前往韩国。

这个守秘的约定，为事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聂政“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这时，最惊心动魄的瞬间出现了。

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侦察、没做任何等待时机的准备工作，聂政一人一剑，径直杀入侠累的府上，刺死了侠累。顿时，侠累府上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接着“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无论是行刺还是自残身体，一切都在计划中，为了报知遇之恩，也为了践行誓言，聂政不惜自残，不吝用生命演绎深刻。

韩国把聂政暴尸于市，悬赏购伺聂政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了这件轰传已久的事，意识到是弟弟所为，便马上赶往韩国。

果然，这是弟弟的尸体。聂荣伏尸痛哭。

面对众人惊诧的询问，她的回答令人震惊：“聂政之所以宁愿蒙受侮辱，自弃于市贩之间，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出嫁。后来，老母以天年去世，我也已经出嫁，严仲子在我弟弟困污的情况下和他结交，恩泽深厚，政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接着，她又说：“士固为知已者死，今(聂政)乃以姜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踪，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

这一番表白震惊了所有的人。

聂政真正的知己根本不是严仲子，严仲子只不过是有所求才和聂政交往；他真正的知己是他的姐姐聂荣。

后来，聂荣“大呼天者三，卒郁悒悲哀而死政之旁”。

因为弟弟之死，因为弟弟顾及姐姐的生存而残身以死，姐姐悲痛莫名，最终也死在了弟弟身旁。这才是真正的知己。此刻，严仲子在哪里呢?聂政和聂荣的行为，早已超出了为一己之利而报严仲子的“知遇之恩”的初衷，而变成了姐弟之间的同生共死。

河南济源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一堆低矮的封土上种着茂密的松柏，这就是聂政之墓。邻近一个小小的院落，就是“聂政祠”，祠堂里塑着聂政、聂荣和其母亲的简陋塑像。小院里立着的一块石碑上简洁地评述着聂政的事迹：“余以为聂政一屠夫耳，所以名垂后世者，在其人格。士遇知己，感恩图报，仗剑而行，志在必达。”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刺客诞生的周期逐渐拉长了，聂政之后220余年，才涌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刺客——荆轲。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据载，荆轲流浪到燕国时和善长击筑的高渐离交好。

筑是一种乐器，自宋代以后就已经失传，1993年长沙渔阳墓重新出土，木质五弦。《汉书·高帝纪》中有关于筑的形制的描述是：“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日筑。”其音悲亢激越，恰恰符合荆轲和高渐离出没于燕市之中的心境：“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筑的第二次现身是在荆轲出发前往秦国，燕太子丹及其宾客为荆轲送行的易水之畔：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

这就是著名的易水送别。像往常一样，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变徵之声撼动了每个送行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悲歌，更令人怒发冲冠。

荆轲刺秦王失败后，高渐离为躲避秦王的追杀，改换姓名，受雇于人做杂役。主人家堂上常常有客人击筑，高渐离彷徨不能离去，每每指摘评判。主人听说后，召高渐离上堂击筑，满座称善。

这是高渐离之筑的第三次现身。之后“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这样一来举座皆惊，纷纷用平等的礼节迎接他，并奉他为上客。高渐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

这一次筑的现身，使高渐离恢复了以往的名声，成为上流社会争相宴请的上客。

秦始皇也是一个爱乐之人，他明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好朋友，是一个漏网的危险分子，但还是把他召到了身边。

为了随时能听到高渐离的筑声，秦始皇弄瞎了高渐离的眼睛，让他随侍身边。但即使这样，也未能阻止高渐离的行刺之心。“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

像荆轲一样，双目失明的高渐离并没有成功扑杀秦始皇。他隐忍数年，就是为了今日这毫无把握的一击。这是高渐离之筑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现身。最后一次击筑的时候，残身的高渐离不再把筑当作乐器，而是当成了一件杀人的凶器，一件为生死之交复仇的凶器。

最后，秦王“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引荐荆轲的田光先生曾经评价荆轲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不知道满目黑暗的高渐离举筑扑向秦始皇的一瞬间，是不是也像荆轲一样，“怒而色不变”，坦然接受既定的命运?

刺客，只有到了高渐离替荆轲复仇的时刻，才展现了它深沉的内涵。至此，刺客彻底成了和国君、权势者毫无关系的一种称谓，它不为权势者所用，它只对同样无权无势的真正的知己效忠。

没有任何取媚的意图，高渐离和荆轲。这一对兄弟般的知己，把残身变成了动人的友谊，变成了前赴后继的对抗强权的牺牲。

从要离到豫让，从豫让到聂政，从聂政到高渐离，残身的身体政治学逐渐褪尽了取媚的色彩，洋溢，膏美感的仪式，而让位于穷尽复仇的深沉选择。那只久已失传的筑，把刺客的最后身影，定格在同样残身的司马迁那部伟大的《刺客列传》之中。像那只筑一样，自《刺客列传》之后。刺客那种撼人的行为之美，也失传已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