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一卷载：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五月，东晋任命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书中顺便提及王述的处事风格：“王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所辞必于不受。”意思是说，王述每当接受任命，都不虚情假意地辞让，而他表示推让的，则肯定不会接受。王述这次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在当时是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吧），他的儿子王坦之告诉他：“根据惯例，您应当表示辞让。”王述说：“你觉得我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吗？”王坦之说：“当然不是，但辞让一下的话可以成为美谈，自然就是一件好事。”王述说：“既然觉得能够胜任，何必又要辞让！大家都说你比我强，我看你肯定赶不上我！”

寥寥数语，王述“不为虚让”的形象跃然纸上。

谦让，历来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孔融让梨，“让”出了千古佳话，使后世的小朋友想吃大梨都不好意思，也只好违心地跟着“让一让”。其实，按史书记载，孔融长大参加工作后，却是个性格刚直的人，估计也不善于“虚让”（所以，我倒觉得他小时候的“让梨”很有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让”），后来终因得罪曹操而死于非命。另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有个人在京城做官，一次，接到家里人的来信，说家里盖房子为一堵墙的事和邻居发生争执，希望他出面和地方官打个招呼。这个京官接到家书，只回了一首诗：“千里捎书为一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里人接到回信后，深受教育，主动退让，结果还感动了邻居，大家各让数尺……这些故事，说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谦让，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美德，值得我们尊重、钦佩。

更多的时候，我们却看到许多含了水分的“虚让”，它和“谦让”完全是两码事。历史上很多权贵人士，在获取尊贵地位时，总是要像王坦之说的那样，按惯例客气一下。事实上，很多权臣，不管忠奸，在任职或受赏赐之前，哪怕心里多么渴望得到这个职位或赏赐，事到临头都是要推辞一番的，这样的记载，在史书上频频出现，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

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不知怎的就要求人们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起来，玩几招形式上的“客气”。也不管这样是否浪费时间、累不累。在一些农村，以前还有这样的习俗：迎来送往时，面对礼物，一定得互相推让几个回合，虽然彼此都知道最终是要接下来的，但不这样做就不行，失了礼节嘛。小孩子去作客，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主人送给他，他肯定按家长教的说“不要”，虽然这边眼巴巴地盯着，甚至手也伸过来了。人哪，从小就被弄得言不由衷，“程序”上的东西特多，真是既辛苦又滑稽。

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环境下，王述的做法显得特别可贵、可敬。“不为虚让，其所辞必于不受。”这是一种高度的言行一致，是一种真正的美德，在史书上，敢于如此坦率行事的人还真不多见。其实，中国老早就有个成语叫“当仁不让”，说的是遇到应该做的事，就要积极主动地去做，不应推诿。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可见比王述更早的古人，也不是一味地强调“谦让”、“客气”，只不过是后来的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光辉形象”，于是淡化了言行一致，把自己的鲜明个性掩蔽起来了，大家都乐于做个表面上的“谦谦君子”，久而久之，能不形成“惯例”吗？

编辑提点：“谦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大书特书的美德，所谓“谦谦君子”；谦让，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之一，所谓“礼仪之邦”。谦让，被提升到民族性格的高度。但是，谦让能够成为一种美德，前提是一种很简单的“心灵底色”：为他人着想，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而不是成就自己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谦让逐渐蜕变为一种“伪饰”，一种个人“形象工程”。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说的就是真诚谦让和“当仁不让”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让与不让之间的分野就是“不为虚让”。真诚，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