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云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1897年4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村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了素有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注。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精于心计的戴笠，竟然与上海滩名流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也正是由此，戴笠结识了一位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

一

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但是这个戴笠，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所以蒋介石下台期间，他还是很勤快地为其做一些情报工作。

戴笠的确极富远见，他的政治投资也的确放对了地方。下野后短短不到1年时间，蒋介石再度复出。重新回归政坛的蒋介石，从失败的经历中，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与之敌对的势力，那么，谁来做这支特务队伍的统帅呢?蒋介石想到了危难时期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

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却悄悄离开，毅然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科肄业生，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昔日上海滩的旧交——蒋介石。他的命运也从此青云直上，成为民国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有几个候选人，但在面谈的时候，戴笠的一句话很让他感触，当时戴笠说，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活，我随时准备牺牲。蒋介石说为什么，戴笠当时说，这个活干好了，敌人会把我干掉；要是干不好这个工作，你会把我干掉。

经过多次考察试探，蒋介石觉得，戴笠对自己的确是忠心不二，而且富有胆大冒险的精神，所以倍加重用。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处长，并于1938年7月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1944年升任局长)，负实际责任，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戴笠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也正是从此，一步步成为让他自己引以为豪，却让国人深恶痛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混世魔王”。

掀开民国特工史，戴笠绝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杀人无数、仇家遍及天下，想杀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军统，这个神秘的、阴森的、叠床架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虽主要是对付反对力量，但也有相当力量对付国民党内部的异已力量，所以在特务组织20来年的历史当中，制造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案件，包括暗杀了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除了拥有特务武装数十万人，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介石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可想而知，戴笠包括他的特务组织是千夫所指，得罪的人很多。

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度过危险，继续他的特务生涯，有些人则认为他会退休回家孝敬母亲，陪伴家人，还有一种传说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众说纷纭，各种关于戴笠去向的猜测，最终随着后来情势的发展，没有一种成为现实。

二

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8岁从影，二、三十年代风靡全国，1932年被几家报刊选为“电影皇后”。戴笠看了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绝代佳人》等影片，对她的美艳绝伦和精湛演技崇拜得五体投地，发疯似地想把她搞到手。

但是，军统和戴笠本身作恶太多，杀人如麻，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稍为正派的人避之惟恐不及，胡蝶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对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感。

戴笠有个莫逆之交叫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生，官居中将警备司令。唐将军的夫人徐来，是个电影明星，和胡蝶很要好。一天，戴笠向唐生明和徐来表露了对胡蝶的倾慕之意。徐来笑道：“戴将军风流倜傥，胡女士风姿独具，真是天生一对。但是，贵为电影皇后，胡蝶这个人非常清高、孤傲。你戴先生要吃这块天鹅肉，也非易事呀!”戴笠谄媚地一笑，说：“那就全靠嫂夫人帮忙，拜托了!”

胡蝶颇有爱国心，上海沦陷后逃到了香港，1941年日寇占领香港，胡蝶又辗转逃到广东韶关。为行动方便，她将几十箱财物托友人运送，自己和丈夫到了“陪都”重庆。

这时戴笠在重庆正红得发紫，炙手可热。惜乎徐来随唐生明去了上海，执行蒋介石、戴笠交给的打入汪伪的绝密任务，天各一方，不能再为戴笠跟胡蝶牵线搭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戴笠很快打听到胡蝶暂时借住在杨虎公馆，杨虎现任妻子林芷茗和胡蝶一块长大，感情甚笃。戴笠一拍大腿，高兴得跳了起来，说：“真乃天助我也!”

杨虎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很早就和戴笠成了密友。胡蝶住在杨公馆后，杨虎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宴，戴笠当然在邀请之列。

那天，戴笠理了发，洗了澡，身穿一套毛料中山装，容光焕发，风度翩翩，来到了杨虎公馆。

胡蝶虽然年过三十，但依然俏美绝伦，风姿不减当年，直把个戴笠看得失魂落魄，不住地咽口水。

杨虎悄悄地和戴笠耳语说：“我杨某愿为你促成好事，但她很清高，不易上手，你得有所表现。”

戴笠急不可待，问道：“好，需要什么，你尽管说，除了天上的星星、海底的龙肉，我什么都可以给她搞来。”

杨虎笑笑，说：“那倒也不是。不过她从香港逃亡时，途中丢了三十几箱财物，至今音讯杳无，胡女士为此茶饭不思，人也瘦了好多，希望你能想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戴笠松了一口气，笑道：“我道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原来如此。小事一桩，好说，你就告诉胡女士，请她听我的好消息。”

事隔1、2年，丢失地点又远在广东境内，戴笠花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回几件。他又下令将当时运财物的人予以拘捕，再照他供述的清单将胡蝶的失物一件一件购置，总算凑满了几大箱，亲自登门送到胡蝶手中。胡蝶连声道谢，对戴笠有了很好的印象。

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还特地在重庆市内一个叫神仙洞的地方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公馆。他陪胡蝶去看工程时，肉麻地讨好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您胡女士就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呀!”

戴笠当着胡蝶的面用手一指，说：“为了让您不爬坡，一下车就能进公馆，我准备把这块地皮也占过来，您知道这是谁的地皮吗?”胡蝶摇摇头。戴笠带着得意的口吻说：“这是三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陵基的地皮。他又是四川的地头蛇，不好惹呀!不过我已发电报给他，说是为了招待美国海军梅乐斯将军，要盖个公馆，他已回电同意了。”

公馆建好后，戴笠又花1万多银元购置了名贵花木植于园中。家具也十分高级，极尽豪华之能事，一切就绪后，戴笠带着胡蝶兴致勃勃地到公馆看房子。花了几十万民脂民膏，终于搏得了“影后”的抿嘴一笑。戴笠终于如愿以偿。

1946年，戴笠在北平(现北京)过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他原准备在布置好北平的工作

后，赶到南京、上海，去见何应钦和胡蝶。然后，在3月底之前赶回重庆，去主持军统每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不料从此踏上了生命的最后险途!

抗战胜利半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中，每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其中不乏陈立夫、陈果夫和李士珍等要人。戴笠对军统和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生怕蒋介石“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劝他以退为进，以出国考察为名，暂时避避风头，戴笠心中不由泛起了几分苦涩。

在离开北平的前一晚上，他驱车到郑介民的居所，对东北方面的问题、军统局各个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都作了详细的交待。郑介民一向对这些繁琐的具体事务不耐烦，摆手说：“我不要同你谈这些事情!”戴笠非常严肃地说：“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你要准备担负全部的工作，必须知道全部情况。”说着，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有关事务，包括若是政府不管军统之人，以军统的财产也可以解决遗眷等问题。郑介民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戴笠当时的语气十分反常，就像是临终之人交待后事一样。

第二天，戴笠在离开北平到天津之前，与他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部下王蒲臣要率部下赴机场为他送行，戴笠坚持不要王蒲臣送他，但一向听从戴笠命令的王蒲臣表现得十分固执，非要送行不可，戴笠最后只好同意。临上飞机前，两人道别，戴笠紧紧地握住王蒲臣的双手，半晌没有松开，戴笠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行了，下不为例!”王蒲臣听得稀里糊涂，回答说：“好，好，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王蒲臣真的是最后一次为戴笠送行了。

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岛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此刻的戴笠，俯望着机翼下的浓云迷雾，整个心思还全在胡蝶身上。如今他要亲自到上海来，和分别许久的胡蝶幽会于黄浦江畔。然而，他的确运气有些不佳，飞机刚刚从沧口机场起飞，天气就开始变坏。不久，通讯员接到了上海机场发来的消息，因为大雨，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戴笠无奈，只好临时决定，改飞南京。

下午，戴笠的专机飞抵南京上空。

然而，南京依然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飞机在南京也无法降落。

1点13分，南京机场突然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神秘电讯后，再无音讯——经过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和跟随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等人，沿京芜公路2天2夜辛苦地寻访，终于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面，发现了一架失事的飞机，这个小山海拔只有200米。军统一帮人马赶到现场以后，现状可以说惨不忍睹，飞机、物品、尸骸散乱地分布在半径百米的范围之内，烧得面目全非。但是通过验证，可以确定这架飞机就是神秘失踪2天2夜的戴笠乘坐的飞机。

戴笠专机坠毁戴山，紧急电报迅速发到重庆军统总部，毛人凤得到消息，赶到蒋介石官邸，把戴笠的死讯禀告蒋介石。然而，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却依然显得异常平静，好象戴笠最终的结局，早已是他预料之中的事。

机毁人亡，几天来让蒋介石牵肠挂肚的事，终于尘埃落定。良久，蒋介石终于吐出了一句话：“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1946年3月22－25日，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了一条震惊中国的特大消息：一军机离青来沪，在南京失事焚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确已遇难。22日已入殓，生前友好均深哀悼……

四

戴笠死后，戴家开始破落。1949年5月，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亡。戴笠在1915年与原配夫人毛秀丛生有一子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外貌酷似戴笠，挂有少将军衔，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善武，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罪行。

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美式手枪等。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捕往浦城县城。不料，戴善武在夜间跳窗逃脱，潜回江山县。1949年9月，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指示，戴善武被依法逮捕。江山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善武。到此为止，戴家崩溃了，“戴公馆”也被没收。

戴笠有3个孙子2个孙女，他们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还有一个叫戴璐璐的孙女，在寄养时夭折了。

原来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1953年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当时，一些敌特分子仍潜伏在要害机关里。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偕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

五

再说戴眉曼改名廖秋美，寄养在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做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明，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厚道。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人也勤劳，各种粗细农活都能干。15岁那年，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间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

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

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六

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算是绝处逢生。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还好。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七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近年来，随着台湾工商界人士来大陆投资开店办厂的增加，他也在考虑此事。他表示：今后一旦时机成熟，即回大陆投资办公司。

过去的已成了历史，一切应该朝前看。在采访结束时，戴眉曼女士对笔者说：“我虽然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血缘的关系把我们与戴笠父子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和戴以宏自幼离开母亲，留在大陆寄养。政府和乡亲们并未对我们另眼相看，而在诸多方面关心我们，使我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家前两代人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我和以宏则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

责编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