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远

李济深和叶挺，一个是国民党军政界的元老，一个是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两人却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保定军校的一对校友

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生于1885年；叶挺是广东惠阳人，生于1896年，二人相差11岁。

李济深毕业于广州黄埔陆军中学，后在学兵营任排长，再入广东陆军讲武堂，1909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在校期间李济深曾一度参加广东北伐军，直到1914年毕业，留在学校担任教员。

叶挺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武汉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1918年叶挺从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原准备去德国留学，因家贫不得不放弃这一志愿，只好暂回家中务农。1919年叶挺追随孙中山革命，去漳州参加陈炯明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一支队任参谋。

1920年，孙中山命令援闽粤军回师广州，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叶挺率一支先锋队首先出发，在淡水附近的黄皮径，击溃了敌人的伏兵，接着又攻取了惠州，这是叶挺从军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粤军回到广州后，叶挺升任为工兵营副营长。

李济深1921年年初由北京回广西探亲，路经广州，遇到时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的邓铿，两人曾在学兵营共事，过从甚密。邓铿一定要他留在粤军服务，李济深只好留了下来，任第一师副官长。

这样，李济深和叶挺就由保定军校的一对校友变成了一起战斗的战友。

孙中山的两个追随者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邓铿奉命组建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以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以第一师机关枪营编为第一营，薛岳任营长；以第一师工兵营编为第二营，叶挺任营长；以游击第二十七营编为第三营，张发奎任营长。李济深接任第一师参谋长。

为了讨平桂系，准备北伐，孙中山率军进入广西，并在桂林设立了大本营。李济深和叶挺都随军来到桂林。由于陈炯明阻挠北伐，时任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也反对北伐军进入湖南，孙中山被迫回师广东，在韶关设立大本营，改道江西出兵北伐。李济深随同第一师很快占领了赣南数县。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到永丰舰避难。叶挺率第二营与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击退叛军的多次进攻，最后掩护大家顺利突围。

叛乱发生时，李济深正在攻打赣州的前线，闻讯后积极主张回师讨逆，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却态度暧昧，有的团长反而投靠了陈炯明。李济深愤而提出辞职，后孙中山派人传话，让他继续留在第一师，将来会大有作为的。

同年10月，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组成东路讨贼军，以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向广州进攻。李济深也率第一师参加了讨逆战斗。1923年1月16日孙中山的军队占领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逃回惠州。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总统府成立宪兵司令部，叶挺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

同时，粤军也进行了改编，李济深出任第一师师长。7月，又被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后又被任命为西江善后督办，驻军肇庆。周恩来曾说：“1923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叶挺经聂荣臻、王若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在叶挺的一再要求下，经孙中山批准，叶挺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

从出师北伐到暂时分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队也进行了改编，统称国民革命军。李济深出任第四军军长，下辖陈铭枢的第十师、陈济棠的第十一师、梁鸿林的第十二师、张发奎的第一独立旅，余鹰扬的第二独立旅。

1925年8月，叶挺和聂荣臻、熊雄等20多人奉调回国，一起回到广州。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研究决定，由叶挺负责组建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叶挺来到肇庆，在李济深支持下，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肇庆市阅江楼设立了团部。叶挺任团长兼第四军参谋处长，周士第任团参谋长，曹渊任一营营长，贺声洋任二营营长，杨宁任三营营长，这些人均为共产党员。

1926年3月，第四军再次扩编，除十师、十一师外，张发奎任第十二师师长，徐景唐任第十三师师长。另有叶挺的独立团，郭思演的炮兵营，是实力最强的。苏俄军事顾问加仑曾说：“这个军是国民党在粤军中的柱石。”

北伐开始后，李济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决定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参加北伐，陈济棠、徐景唐两师留守广东。独立团作为开路先锋，率先出发。经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第四军名声大振，被誉为“铁军”。李济深曾多次致电嘉奖。

11月下旬，第四军再次扩编，陈铭枢师改编为第十一军，张发奎师仍称为第四军，叶挺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戌司令。留守广州的两个师改编为第八路军，李济深任总指挥。

1927年3月，叶挺曾回广东招兵，李济深命令韶关、南雄、连州等地的地方官员大力协助，很快招募了一个团。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领导了广州暴动。因政见不同，李、叶二人暂时分手。

共同反蒋的日日夜夜

1929年，蒋介石和桂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蒋介石一面准备武力讨桂，一面假意电请李济深来南京，调解双方关系，李到南京后即被蒋扣押。李济深虽属粤系，但他是广西人，与桂系关系密切，蒋介石深怕他和桂系结成“粤桂联盟”，故而将他扣押。3月27日，又将他“永远开除党籍”。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才将李济深释放并恢复了党籍。后李济深又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主任。

1927年12月，叶挺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有人竟指责他“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叶挺不服，前往莫斯科申诉，王明等人仍指责他“消极怠工”、“政治动摇”。叶挺忍受不了这种诬陷，一气之下，流亡去了德国。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这时，从囚禁中恢复自由的李济深，公开指责国民党当局误国，要蒋介石发布“罪己诏”，主张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共商国事。远在海外的叶挺对此十分敬佩。“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李济深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结果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李济深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去了香港。

在外流浪4年的叶挺，救国心切，也于“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澳门。不久，就去香港拜访了李济深，二人对国事深感痛心，一致认为只有抗日反蒋，中国才有出路。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领导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叶挺作为军事顾问也随同李济深一起来到福州。在此之前，十九路军就派陈公培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后又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前往瑞金，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决定互派常驻代表，中共派来的是潘汉年，十九路军派去的是参谋处长尹时中。尹时中曾建议改派叶挺前去，他和朱德及其他将领相熟，红军中又有不少第四军中的旧相识。但也有人认为叶挺的名气太大，不易公开出头露面，他又没在十九路军中任过职，不好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此事只好作罢。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回到香港，叶挺回到澳门，二人仍经常来往。

1935年，中共派潘汉年、宣侠父等人去香港活动，在他们推动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与各方联络，7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组织、宣传、军事、民运、海外、总务等部，叶挺被推举为军事部长，主要任务是联络国民党军中的反蒋将领，宣传“大同盟”的主张。

“大同盟”还出版机关报《大众日报》和《民族阵线》、《战线》等刊物。宣传部长梅龚彬和叶挺商量，由叶挺主持在澳门板樟庙街开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负责印刷“大同盟”的报刊和其他宣传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曾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加入新四军，一些和李济深有过联系的反蒋武装领导人，也要求编入新四军，上报后蒋介石却批示：“此种部队，不准改编”。

1940年，李济深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对叶挺的无限关怀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叶挺被扣押。先押解在江西宁国的上官云相总部，后押解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顾祝同前来劝降。叶挺义正词严地表示：“我是军长，一切由我负责。如果蒋介石真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真是为了什么军令法纪的问题，那么，我请求公开用军法审判。我将把事实的真相宣告于全国人民面前。假如我军真如蒋介石说的那样，那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

李济深得知叶挺被扣押的消息后，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陈诚，要他关注叶挺的安全；一封给顾祝同，要他对叶挺多加关照，并准备派一名医生前去给叶挺看病。

1941年，叶挺由上饶押往重庆，途经桂林，李济深命秘书把他接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相见感慨万千，促膝倾谈至深夜。叶挺提出：从桂林去重庆途经贵州，那里路途艰险，蒋介石很可能用制造交通事故的办法，对他进行谋害，希望李济深派一架飞机送他去重庆。李济深很快作出安排，把他安全送抵重庆。

在重庆，陈诚曾陪同叶挺去见蒋介石，蒋对他说：“只要你承认事变是共产党制造的，你就可以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可任司令长官。”叶说：“现在我还没有人身自由，怎么能考虑这个问题呢？”并滔滔不绝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要求释放全体被俘战士。蒋介石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再次把他押解回恩施，交给陈诚看管，陈诚对他还是比较关照的。

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有何打算。叶说：“我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逃跑，第二是自杀，第三是到桂林和任公（李济深）一起住。”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他去桂林，但要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看管。

李济深得知叶挺要来桂林的消息，即电召在曲江的梅文鼎来桂林，梅曾是叶挺的副官，李济深给他一笔钱，让他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供叶居住。叶挺来后，名义上是“恢复自由”，实际上仍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这时叶挺经济上十分困苦，生活来源几乎全靠妻子李秀文姐夫麦畅生每天到丽泽门外去摆地摊，拍卖李秀文从澳门带来的行李，卖一点吃一点，连叶挺最心爱的照相机也卖掉了。

为了帮助叶挺，李济深又让他全家搬到桂林远郊的观音山下，和尹时中等人住在一起。这里前有草地，后有荒山，可以多养猪、放羊、喂鸡，贴补家用。虽仍有特务监视，叶挺一家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

1943年年底，日军有进犯湘、桂之势，蒋介石害怕叶挺在混乱中逃脱，准备采取措施。在重庆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桂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希明，他把叶挺请到李济深的办公厅，向叶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杀害叶将军的，嘱咐叶将军不要走，走，会给蒋介石找到借口，反而不利。”叶挺听后，感动得流下热泪。

12月25日，突然有人在叶挺家门外高喊：“你家的羊跑到山上去了。”叶挺急忙去找，结果遭到特务的绑架。李济深得知后十分气愤，把负责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杨继荣找来，命他迅速查办，交出叶挺。第二天，杨向他报告，是根据蒋介石的手令，由宪兵五团押解叶挺去了贵州息烽。饱经风霜的李济深以为再见不到叶挺了，不觉潸然泪下。

不久，叶挺被押往重庆，并将正明、华明、扬眉三个孩子接来同住。李秀文带五个孩子留在桂林。日军向桂林进攻前夕，李济深曾安排一条船送她们离开桂林，因船被特务扣留，李秀文带着全家流亡到罗定，住在友人谭冬菁家中。几经周折，才和李济深取得了联系，在李的帮助下，全家搬到了广州。

1946年3月4日，被扣押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李济深也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二人久别重逢，相见甚欢，两位挚友都沉浸在胜利与希望之中。不料，4月8日，在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叶挺遇难。消息传来，李济深悲痛万分，写下一幅哀痛的挽联：

旋乾转坤，胜利还需谋建国；

疾风暴雨，艰危不幸失雄才。

责任编辑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