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磊

“我是游泳去香港的。”广东惠州人杨勋20岁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来到香港，投奔了并不富裕的亲戚，和哥哥杨钊租住在一起，40m2的房间住了16个人。“那是1972年，到了香港就想回来，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太艰难了。但是只能面对环境，坚持下去。”英语不好、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杨勋就从工厂里最简单的工种做起，他同时在三个制衣厂干活，每天的工资6港币。

这样顽强地坚持了2年，杨勋逐渐掌握了制衣业的技术和工厂运营的方法，杨钊则与人合伙办起了服装厂。工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当时想着大家都年轻，就像初升的太阳，所以叫“旭日”。“也有一种说法是每天都在拼命地干活，把“旭”拆开就是九日，九日加一日是十日，一周干十天的活。”往日的辛苦打拼在这样的话语中变得云淡风轻了。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纺织业正处于低潮，很多大工厂都接不够订单。“我们的工厂就像是穷人家的孩子，不得不到处要饭吃。”朋友给杨钊一个200打的订单，是没有人愿意接的活儿，因为要在牛仔裤上打格子，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接单子是为了吃饭，难吃也要吃。”杨勋这样形容他和哥哥接单子的心情。

正在大家研究如何解决复杂的工艺问题时，对方把单子加到了600打，他们咬牙接下了订单。在进行试验生产的时候，对方打来电话要求加到3000打。合伙人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没办法接这样的活儿，已经接的单子还不知能否顺利完成。杨钊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专门拜访了客户，要求宽限2周时间解决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