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宁

在深圳买房子之前，我与老公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是否多买一室，让双方的老人来住。终于还是恐惧日益飙升的房价和还贷的沉重压力，我们决定只买两室一厅。若是父母来住，就腾出一室来作为暂时的卧室。但之后我又改变主意，要将另外一室装修成自己的书房，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入内”。

父亲在我们领到钥匙的那天，便坐汽车赶过来，说要帮我们装修，而且，最大限度地给我们省钱。我与老公都忙着上班，当然乐于放手。

几天后我们去新房，看见一个泥瓦匠模样的人，背对着我们，正将大桶乳胶漆扛进隔壁房间。我们以为是来干活的农民工，看见桶几乎擦着新刷的墙壁，急忙叫道：“哎呀，干活仔细点儿，别弄脏了墙！”待那人将头上裹着的毛巾摘下来，又用袖子擦擦脸上的石灰浆，我们这才看清，原来是父亲。我和老公都红了脸，忙说：“爸，您给我们找身脏衣服来，我们给您帮忙吧。”父亲很爽朗地大笑：“你们那手，只适合敲打电脑。这活儿，还是得我这农民干。来，今天你们先验收一下，看哪儿不合适，我再修补，保证让顾客满意！”

我不知道父亲怎么在陌生的城市里，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为了买到质量最好又最便宜的油漆和地板，四处奔波；我也不知道他货比三家的时候，有没有遭人白眼，被人嘲讽；我更不知道他在油漆味很浓的新房里，怎样度过了一整个星期。我只知道，当我们去“验收”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最满意的答复。而这位最合格的“农民工”，他不仅没有收一分钱的工资，反而在我们挑剔的视线里，惶恐不安。

在我们将所有家具都运回家时，才发现少了一张父亲的床。而父亲，却大度地只有一句话：“傻孩子，其实爸一直都愧疚，你们买房我没有钱给你们，你们肯让我这老头子出点儿力气，是帮了爸最大的忙呢。”父亲一天都没与我们同住，就匆匆回了农村老家。

半年后的一天早晨，我打电话给母亲，无意中抱怨卫生间下水道总堵的琐事。下午，门铃响，打开门，看见的却是父亲。我吃惊地说：“爸，您怎么来之前也不跟我们说一声？”父亲憨厚地笑笑，换了鞋子直奔卫生间。我以为他要上厕所，便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只见父亲拎着一个脏兮兮的塑料瓶子走出来。这才明白，父亲千里迢迢地跑来，不过是为了给我们修理下水管道。我执意要让父亲住一晚，他却擦把汗，哼着轻快的小曲儿回家了。

此后的几年里，每每我们下水道堵了，或者墙壁刮花了，油烟机需要清理了，父亲总是以任何维修工都赶不上的速度，来到我们身边，帮我们扫除所有的生活障碍。

直到有一天，父亲下肢瘫痪，病倒在床。我和老公赶去看他，他歉疚地说：“丫头，你看爸说话多不算数，说好了要给你们做一辈子的义务维修工，还没干几年，就不能动了……”我握着他长满老茧、形如枯枝的手，强忍着眼泪，但最终还是在他无助而感伤的一声轻叹中，哭出声来。

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像我们的父母，肯用全部的爱一心一意维修我们的房子。而我们这些忙碌的儿女，却疏忽到连一张床，都不曾给予生养我们的父母。

（水云间摘自《深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