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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

2008-03-24温昌斌

中国科技术语 2008年1期
关键词:汉语

摘 要: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如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第二阶段,汉语术语学研究方向多样化,除了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外,还有术语学基本问题、教育及学科建设问题等。在第二阶段,开始借鉴国外术语学理论,术语学教育起步,专业研究机构出现。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汉语,术语学研究

Abstract:Chinese terminology research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first stage,Chinese terminology paid atten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ranslation methods of scientific terms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ed term. In the second stage,in addition to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it researched basic items,education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this stage,it began to use overseas theory for reference. Terminology education started and special research institute appeared in this stage.

Key words: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terminology research

国外术语学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到了上世纪7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而目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汉语术语学,尚在建设之中。不过,汉语术语学研究,在清末就已形成一定气候。

一 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夕的汉语术语学研究

(一)清末的术语学研究

从明末起,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始大规模输入中国,输入的主要途径是翻译。术语的翻译是个棘手的问题。到了清末,译名混乱现象较为严重,因此,时人开始重视译名统一问题。清末的术语学研究,由译名统一问题引起,主要是关于术语翻译方法和术语定名要求的讨论。

1.关于术语翻译方法

把外文术语翻译成汉语,有意译、音译、造字等方法。翻译方法不一致,是造成译名混乱的原因之一。对不同翻译方法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术语翻译方法的选择。

在清末,国人高凤谦、严复、梁启超及来华西人傅兰雅等讨论过术语的翻译方法,以傅、梁二人提出的观点最为成熟。

傅兰雅指出,中国人最喜欢的翻译方法是译意,其次是造形声字,再次是译音。因为意译术语能望文知义,便于学习和阅读,音译术语不能提供了解术语意义的线索,而且难读、难写、难记。[1]

梁启超在《论译书》一文中为不同类型的名称设置了相应的翻译方法:对于官制,“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对于人名地名,则用译音法;对于名物,则“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

2.关于术语定名要求

术语定名应达到一定的要求,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准确:含义准确,符合原名的科学概念。

②简单:文字简单,易读、易写、易记。

③明了:意义明了,易懂。

④符合汉语特征:符合汉语造字构词规律。

⑤系统化Ⅰ:同一系列概念术语的译名,应体现逻辑相关性。

⑥系统化Ⅱ:派生术语、复合术语的译名应与基础术语的译名对应。

⑦单义Ⅰ:意义相同的外文术语,译为同一个中文名。

⑧单义Ⅱ:一个外文术语若有几个不同义项,分别译为几个不同的中文名。

⑨单义Ⅲ:意义不同的外文术语,不译为同一个中文名。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要求并非泾渭分明,有些存在交叉之处。

在清末,国人马建忠、严复以及来华西人狄考文、傅兰雅、惠特尼、莫莱等对术语定名要求进行了探讨。综合而言,他们认为术语定名要求为:准确、简单、明了、典雅(或文雅)、系统化Ⅰ、系统化Ⅱ、单义Ⅲ、符合汉语特征。

(二)民国时期的汉语术语学研究

民国时期的术语学研究,关注的依然是译名统一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术语规范工作要点、如何对待日译科技名词等方面的讨论。参与讨论的文章广泛分布于各报纸杂志上,集中表现为三个部分:(1)章士钊引发的讨论;(2)《时事新报》发起的讨论;(3)《科学》《中华医学杂志》《工程》等杂志上的讨论。章士钊、胡以鲁、朱自清、曹仲渊、任鸿隽、翁文灏、李仲揆、孔祥鹅、赵祖康、黄步瀛、严济慈、俞凤宾等一大批学者和科学家参与了讨论。

1.关于术语翻译方法

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讨论所取得的成就是:增加了译法种类(如增加了音义兼译法),详细探讨了意译法、音译法的优缺点和适用对象、译法准则等,还进行了沿用旧名与改译新名的研究。在意译法、音译法的优缺点和适用对象以及如何对待固有名词和已有译名等方面,和清末相比,有了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得出了更为完善的译法准则。

2.关于术语定名要求

这方面的认识,和清末比起来,更为全面和深刻。在清末成果的基础上,增加了单义Ⅰ、单义Ⅱ。还修正了清末一些不太现实的认识,如清末多数讨论者追求雅,而民国时期除俞凤宾和孔祥鹅外,几乎没有谁主张雅,甚至还有人明确反对。

3.关于术语规范工作要点

民国时期,就术语规范工作要点进行的讨论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1920年以前,尽管人们在关于术语规范工作要点的讨论中认识很不一致,但还是有人认识到了官方授权的科学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1920年以后,又有人对当时官方授权的科学名词审查组织的工作作出了若干评价。比起清末来,这是一大进步。

4.关于如何对待日译科技名词

清末及民国时期都进行了如何对待日译科技(仅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不含社会科学)名词的讨论,以民国时期的讨论为多。清末及民国时期国人对于日译科技名词的态度是:几乎没有谁全盘反对。民国时期的讨论者大都持应选择性吸收的态度。民国时期官方术语规范工作组织,在实践工作中,也持同样态度。他们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当时术语的统一。

(三)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夕的汉语术语学研究

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术语学研究,主要是结合中国汉字改革工作进行的。

建国初,中国确定了文字要拼音化的方针。在拼音文字推行以前,汉字本身也要加以简化——减少通用字数,简化笔画。而术语规范工作与此要求并不一致,化学名词工作者造了不少新字。因此,文字改革专家对术语规范工作者有意见了。双方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1953年7月,《中国语文》杂志社组织双方代表,举行了“学术译名问题座谈会”。在如何对待化学名词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人指出:当时化学名词里,有些本来是复音的基本词都被简缩为单个汉字了,例如“镭锭(radium)”简成了“镭”,“阿莫尼亚(ammonia)”简成了“氨”;化学名词里新造的方块字不少,例如“羟”“羰”“烃”。这不但不合乎汉字以单字造复音词的原则,使得汉字系统更加混乱、繁杂,同时在实际应用上也不太方便,因此,这种情况最好尽量避免。也有人认为:学术名词的制订,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能否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当时化学名词在这两点上并没有大问题,有些个别的缺点,可以在原有的系统指导下,从实践中加以改造。[2]

上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专家刘泽先提出化学名词整理和改革的三项办法:(1)同音替代:如将“氧”改为“养”,“氮”改为“淡”,“氢”改为“轻”;(2)口语化:如将“铂”改为“白金”,“汞”改为“水银”;(3)国际化:如将“钒(Vanadium)”改为“vanad”,“铱(Iridium)”改为“irid”,“硒(Selenium)”改为“selen”。[3]

1956年10—12月间,《光明日报》组织了关于化学名词的讨论。很多人参加了这场讨论。该报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4],指出:(1)整个自然科学名词,不适用于拼音文字,要改革。(2)参与讨论的人对于当时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的看法:第一类人认为当时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缺点并不多,能适应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使用,大家对它意见多,主要是造字造得不好和造的同音字太多。他们主张完全维持当时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第二类人认为当时化学物质命名原则缺点很多,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情况,必须进行整理和改革。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试图整理和改革的意见。第三类人则认为化学名词应当赶快拉丁化。

当时的一些观点,如“整个自然科学名词,不适用于拼音文字,要改革”,以及刘泽先提出的化学名词整理和改革的三项办法,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实践工作所接受。语言规划工作者也承认这些观点和方法确实不合实际,陈章太指出:“20世纪50、60年代,对汉字及其前途的认识不够全面,有些参与语言规划的人士想较快完成文字改革,早日实行汉语拼音化,……因此影响到有些语言规划目标提得过高,要求实现过急,有些语言规划有简单化倾向。”[5]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汉语术语学研究比以往活跃多了,在多个方面开花结果。

1.研究术语学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后,有不少人研究术语学基本问题,如“术语”的定义、术语特性等。关于“术语”的定义,刘涌泉认为“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它们是用来正确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的”[6];陈原认为“术语就是在一定的主题范围内(某一学科),为标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概念而确定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一般术语和复合术语)”[7];夏中华认为“术语是用来准确地标记某一专门领域特有概念的单义词语”[8];钱三强认为“科技名词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9];梁际翔认为“术语是概念的命名”[10];石立坚认为“术语是用于专业领域的表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并应严格区分不同概念的词语、其他语言符号或标志。术语也常指由术语表示的概念本身”[11];冯志伟认为“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12];郑述谱认为“术语是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13];吴丽坤认为“术语是表示某一专业领域中服务于特定理论体系普遍概念的专业词汇单位”[14]。

上述定义各有特色。钱三强、梁际翔着眼于宏观的术语实践工作,石立坚则着眼于微观的术语实践工作,陈原、刘涌泉、夏中华、冯志伟主要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郑述谱、吴丽坤则主要从术语学角度出发。

2.引进和研究国外术语学

中国术语学研究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对国外术语学的介绍、研究和借鉴,有助于汉语术语学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外术语学。1985年,刘钢、刘健翻译的《术语学概论》[15]出版。该书阐述了术语概念与定义、术语学研究目的及发展历史、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术语学各学派等内容。该书的出版,使国人第一次对术语学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和认识。1990年,张一德翻译的《应用术语学》[16]出版。该书阐述了术语研究工作方法、术语同义词的分类、术语新词的构造法等问题。此后,于喜海编译了《术语学手册》[17],于欣丽、周长青翻译了《术语管理手册》[18],这些译著阐述了术语工作原理、原则与方法等问题。

在引进国外术语学成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对它进行了研究。吴凤鸣[19]、冯志伟[20]分别于1985年、1989年阐述了国外术语学各大流派概况,梁爱林[21]于2006年论述了国外术语学研究的新趋向。郑述谱则对俄罗斯术语学派情有独钟,2005年,他的研究专著[22]出版,对俄罗斯术语学派发展的大致历程和一般理论建树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同年,他指导的博士生吴丽坤也完成了俄语术语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14]。

3.研究术语的语言学问题

(1)从结构方面进行研究。杜厚文是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1982年,他探讨了术语的构成方式[23]。此后,冯志伟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被收入他的专著《现代术语学引论》[12]中。除了论述汉语术语的结构外,该书还论述了语言学角度下的术语关系、术语的定义、术语编纂、术语数据库、术语形成的经济律等问题。

(2)从用字方面进行研究。王宝瑄[24]探讨了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包括元素用字、根词用字、两岸化学用字差异、未来化学用字展望。梁际翔[25]探讨了物理学名词和电子学名词的构词字数,发现四字术语最多,占30%。

专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方法之一,笔者以为,术语学研究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研究术语汇编。

4.研究术语规范实践工作

除了在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方面仍然有些研究外,还在术语规范实践工作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比如如何组建名词审定委员会,如何收词,如何审定,如何协调,如何下定义,两岸名词对照工作如何进行,新词规范工作如何进行,等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是这方面的研究主力,黄昭厚[26]、潘书祥[27]、刘青[28-29]等,从总体或某个环节上论述了术语规范工作该如何开展。其他机构的专家在这方面也有研究,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全如瑊[30],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粟武宾、于欣丽[31],教育部语信司的李宇明[32],华中师范大学的黄忠廉和中国科学院的李亚舒[33]。

全国科技名词委根据实践工作经验和术语学原理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以及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照国外文件制定的国家标准《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等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5.研究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

用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术语研究是目前术语工作、术语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研究。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于2001年12月—2002年12月承担了科技部项目“科学名词审定”中的子项目——“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术语辅助提取及术语库的建设”,对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方法和路线进行了探索。北京语言大学邢红兵研究员负责的教育部项目《信息技术领域术语自动提取和形式化研究》于2006年结项,王强军的博士论文《信息技术领域术语自动提取研究》和李芸的博士论文《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术语概念体系研究》是其成果中的一部分。

6.研究术语的演变

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术语翻译与定名非常困难,正如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时至今日,中国术语翻译与定名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术语的演变情况,有助于今后的术语规范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如:冯天瑜对中西日文化互动下的近代汉字术语生成进行了探讨[34],王冰对早期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译名的演变情况进行了探讨[35],沈国威对译名“化学”的诞生进行了探讨[36]。

7.研究术语学教育与学科建设

中国术语学教育与学科建设是跟接触、引进国外术语学紧密相连的。上世纪30年代,陈原和苏联术语学界有过接触,因此对术语学问题有深刻印象。早在1979年,他就呼吁重视术语学问题:“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术语学(terminology)的问题应当提到有关科学行政部门的议事日程。”[37]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他首次使用了“术语学”一词。此后,他还在他的著作及演讲中多次讨论了术语学问题。1985年出版的《术语学概论》、同年吴凤鸣发表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及1989年冯志伟发表的《现代术语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但使国人对国外术语学概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使国人对术语学这门学科有了一定的认识。

郑述谱是给予术语学教育和学科建设很多关注的学者。他先后就术语学的研究方法[38]、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39]、高等学校应开设术语学课程[40]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阐述。他还培养出了术语学方向的博士。其他一些学者也很关注汉语术语学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梁爱林探讨了建立中国翻译教学中的术语学培训体系问题[41],吴丽坤阐述了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宗旨和任务[42]。

全国科技名词委是国务院授权的审定、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机构,承担了引导、推动术语学教育和学科建设的重任。2002年10—11月,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的术语机构。回国后,代表团建议中国“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瞝earning)的网络体系”[43]。2004年6月,全国科技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签约共建术语学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所术语学研究所。同年12月,全国科技名词委、黑龙江大学等联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在会上,潘书祥[44]、郑述谱[45]、王翠叶[46]、朱建平和王永炎[47]、张伟[48]、郑文婧和张志毅[49]等对中国术语学建设进行了系统思考和构想。2007年,这两家单位又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刘青[50]等对加强中国术语学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这两次会议对中国术语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声势越来越大。不过,很多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

概括而言,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侧重于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如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第二阶段,汉语术语学研究呈现出多个变化:一是研究方向多样化,除了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外,还有术语学基本问题、教育及学科建设问题等,二是开始借鉴国外术语学理论,三是术语学教育起步,四是专业研究机构出现。

纵观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可以把研究者大致分为五类:一是立足于术语规范实践工作,研究实践工作的开展和完善;二是立足于国外术语学,研究国外术语学,并追求国外术语学理论与国内术语实践工作、汉语的结合;三是立足于历史,研究术语规范工作历史及术语演变;四是立足于语言学,研究汉语术语结构等问题;五是立足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今后,应创造条件,让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联合起来,互通有无,共同推进汉语术语学研究。

参 考 文 献

[1]Fryer J. Scientific Terminology.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534.

[2]本社举行学术译名问题座谈会.中国语文,1953 (8):33.

[3]刘泽先.关于化学名词整理和改革的意见.科学名词和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84-95.

[4]编辑部.关于化学名词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561227(1).

[5]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144.

[6]刘涌泉.略论我国术语工作.中国语文,1984(1):18.

[7]陈原.当代术语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2.

[8]夏中华.现代汉语科学术语初探.锦州师院学报,1986(2):95.

[9]钱三强.天文学名词的序.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1):49.

[10]梁际翔.谈谈术语和术语特性问题.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38.

[11]石立坚.专名与术语.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2):30.

[12]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

[13]郑述谱.术语的定义.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5(1):6.

[14]吴丽坤.俄语术语研究:术语的性质、语义与构成.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

[15]隆多 G.术语学概论.刘钢,刘健,译.科学出版社,1985.

[16]迪毕克 R.应用术语学.张一德,译.科学出版社,1990.

[17]于喜海.术语学手册.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1996(1);1996(2);1996(3);1996(4);1997(1).

[18]赖特 S E,布丁 G.术语管理手册.于欣丽,周长青,┮.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

[19]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

[20]冯志伟.现代术语学的产生和发展.语文建设,1989(4).

[21]梁爱林.论国外术语学研究的新趋向.外语学刊,2006(3).

[22]郑述谱.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商务印书馆,2005.

[23]杜厚文.科学术语的构成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2).

[24]王宝瑄.我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2).

[25]梁际翔.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2).

[26]黄昭厚.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化.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2).

[27]潘书祥.汉语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科技术语研究,1998(1).

[28]刘青.关于科技术语定义的基本问题.科技术语研究,2004(3).

[29]刘青.简述科技术语规范化的基本环节.科技术语研究,2001(1).

[30]全如瑊.术语的理论与实践.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3(4);2004(1);2004(2);2004(3);2004(4).

[31]粟武宾,于欣丽.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1996(2);1996 (3);1996 (4);1997(1);1997 (2);1997 (3);1997 (4).

[32]李宇明.谈术语本土化、规范化与国际化.中国科技术语,2007(4).

[33]黄忠廉,李亚舒.试论汉译术语规范的原则与方法.科技术语研究,2004(3).

[34]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

[35]王冰.我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及演变.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3).

[36]沈国威.译名“化学”的诞生.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

[37]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79:72.

[38]郑述谱.术语学的研究方法.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4(1).

[39]郑述谱.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词典·┐驶恪な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40]郑述谱.高等学校应开设术语学课程.科技术语研究,2003(2).

[41]梁爱林.关于我国翻译教学中术语学培训体系的建设问题.科技术语研究,2006(3);2006(4).

[42]吴丽坤.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宗旨和任务,中国科技术语,2007(1).

[43]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科技术语研究,2002(4).

[44]潘书祥.关于加强我国术语学建设的几点思考.科技术语研究,2005(1).

[45]郑述谱.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科技术语研究,2005(1).

[46]王翠叶.对术语学理论建设的认识与建议.科技术语研究,2005(1).

[47]朱建平,王永炎.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科技术语研究,2005(1).

[48]张伟.略谈术语学研究.科技术语研究,2005(1).

[49]郑文婧,张志毅.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科技术语研究,2005(1).

[50]刘青.关于加强术语学建设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国科技术语,2007(5).

温昌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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