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冉

站在前门里头往外看，看到的是历史的流变；站在前门外，朝里端详，看到的是商人的更替。

8月7日，前门大街的“铛铛车”又将把人们拉回往日时光。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候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按照中国古代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皇帝眼皮子底下是不能够存在商业的。而这一切，在明朝末年成为一种徒具形式的过去。

嘉靖年间，商业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经大运河北上的货物到达通州张家湾码头，开始试着在前门外集散。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也与权势离得更近，不过几年，发达的漕运把前门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自此，前门大街已经不是一个仰望权贵的紫禁城御道，而成了晚明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前门的景象已经是“市民搭棚盖房，居之为肆”的繁华场所。流转于间的主流，是一批真正做买卖的有钱人，从最初的山东人，到后来的山西人，前门的商人几经流变，正是各个时代的剪影。繁华年景里，这里是人来人往的财富地；烽火年月，这里是人头落地的杀人场。

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

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

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

文革之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

而如今，前门大街最大的老板是地产商——潘石屹。他将把这条街带向何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而钱，是一道门槛。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当年和现在的那些老字号们。新前门大街首批回迁的老字号里，月盛斋算是一家。

其第六代传人马国耀说，“我们不想回前门，也没有条件回。即使给我们优惠政策，对我们来说还是无力承受。前门已经不是当年的前门。”

2006年因为门框胡同拆迁而被迫离开的另一家月盛斋，是马国耀同辈亲戚马国琦在几年前开的。他如今移师后海的九门小吃，与其他北京小吃打包生存。

前门“老字号”的形成

前门最初兴起，得益于它便利的交通。

明永乐年间，原来在积水潭的南北货物集散地转移到北京城东南方的大通桥下，商业中心也从积水潭鼓楼转移到前门外。

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房，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为了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

前门当时还叫正阳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正南大门，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那时，仅前门外一带就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曾在前门生活过多年的前门研究专家王永斌回忆，那时前门很多店铺就已经实行了24小时营业。

18世纪前，北京已经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官僚士绅的数量占总人口40％，庞大的消费群体，交通枢纽与密集客流，前门商业发展的前景吸引了全国的商人来此淘金。

因为一直处于兵荒马乱的战时状态，北京本地商人并不发达，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以宁波、胶东、广东、徽州、山西等地的商人为主，他们基本控制了京城各个行业。

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与旗人贵胄打交道颇多的行当。

20世纪初，北京商业领域出现了40个行业，4541家正规商铺。

那时一些大店铺的服务之周到，即使到现在也比较少见。撰写北京商业志的缪克沣，曾经在解放后去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内房，那是当年给大客户单独挑选货品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有装修华丽的客房，精致的更衣室，即使住宿也完全可以。

“东来顺”一些大饭庄，那时能来此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上等好肉让先头贵客涮了，一些边角肉料就烙成馅饼给马夫轿夫司机美餐一顿，意在指望以后他们多多拉来一些贵客。

几代商人的努力和积攒的品牌信誉度，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老字号在清朝的辉煌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

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在那时，周边是宗人府、户部、吏部、兵部和太医院。

月盛斋的老马家起初卖的只是酱烧羊肉，独一份，上到慈禧下到达官贵人都热捧。

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从泉州北上，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每每能拿回一些祭祀供品，他又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也如法炮制。没想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一间店面，正在户部街上，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那时候盛传，买不起月盛斋的肉，就在户部街北口，拿着馒头闻香吃馍。

到了第三代马永昌的时候，马家已经相当富裕。置下了地产，3个大院子。每天只卖两大锅一百多斤肉，夏天还歇业。平时与太医在家后院品茶，讨论如何用中药做更好的改良酱羊肉。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盤，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拴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一条是马家老铺。

为了专门给慈禧特供酱羊肉，马家四处搜罗名贵香药，其中一味香药据马家第六代传人马国耀回忆，用现在的钱估算，每斤贵达16万元。

朝廷从来都是马家最大客户，故此月盛斋虽然不是官家，但比官家还要硬。身在户部街，没人敢惹。

马国耀出生于民国，那时家里条件已经不如清朝，但依然能让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那时马连良等名角演戏，不论多贵的场子，总留一个包厢恭候着他们。

不止是月盛斋，当年发达的同仁堂也是如此。宁波“铃医”出身的乐家，明永乐年间来京，清朝时后人乐尊育在太医院

做了个小官。儿子乐梧岗想走仕途不成，只好子承父业，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同仁堂药铺。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店，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营，已初具规模，但到了雍正年间，同仁堂翻身成了宫里御药房里的供应商。起初只是供奉药材，据同仁堂文献记载，自雍正年间起，皇室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宮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由此起势，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持续200余年。

除经济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同仁堂有了乾隆这个靠山，社会声望和身价都倍涨，老百姓认为它是给皇上做药的，都认这个牌子。后来清朝覆灭，还欠了同仁堂一堆债务。

乐家是个大家族，多年的积累，又是一个殷实之家。第13代传人乐崇熙记得很清楚，“曾祖母在世时，四大房都住在前门大栅栏的大宅子里。宅子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足有200多间房。”到了晚清留学热时，家里自费让男孩子们去欧洲游学，一去就是好几年，回来后带回许多新式的想法，包括对西医的认同，让年轻职工学英语。更多则是西式生活方式，那时乐家在北海有个游艇，这是乐崇熙记忆犹新的儿时生活。

像这样因为皇族青睐而镀金的老字号还有好几家，如“都一处”，据说乾隆微服私访时吃过他家烧卖大赞而出名，所以一个卖烧卖的小馆也能屹立不倒一百多年。还有“一条龙羊肉馆”，光绪皇帝在此用过一次餐，从此馆子就火了。

前门商人也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官商，如“内联升”，专门给宫里大臣做官靴；第二等就是这些“皇商”，声名远播，日进斗金；第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更市井，很多开在胡同里，或是走街叫卖，登不了大雅之堂。

无论是哪一等买卖，前门在清朝乾隆年间商业达到了顶峰，因为“国门”的位置，清政府是前门商业最主要的商业来源。

前门变奏

对于老前门人来说，从民国到现如今，前门自此成了不安静的地方。

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前门衰败的一个开始，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专卖洋药的老德记药房，火势蔓延到大栅栏大街。“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尽毁。”随后，八国联军又将前门一带各个店铺洗劫一空。

这导致前门前所未有的萧条，但随后一些王牌老字号重振旗鼓，率先恢复营业，兴建厂房，让前门又有了较大的恢复。

好景不长，进入民国，政权走马灯地更迭，每逢哗变，暴戾之气总是撒向前门买卖。

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曹锟部下哗变，散兵游勇群起放火、抢劫。除瑞蚨祥修了高大铁栅栏而得以幸免，市面大部分被砸开铁门，洗劫一空。

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随之而走的还有使馆、会馆。前门的中心地位大不如前。

除了在日伪时期的短暂繁华，到解放前，前门已经奄奄一息。

由此，前门作为商业街的最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解放后公私合营，前门商人大换血。大量同性质的买卖被合并为营业点。同时，一些老字号前店后厂的模式被打破，手艺的生产流程也变了。仅有的老店家退休后，大部分老字号只剩一个品牌。

文革后到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前门在北京商业街的角色已经边缘化，萧条、拥挤、混乱是那里的代名词。胡同聚集了大量见证过前门辉煌的贫民百姓，这时一些老北京小吃却在胡同里顽强地扎根下来。爆肚冯、小肠陈、羊头李成为很多老北京对昔日前门唯一的真切回忆。而他们，在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前门改造时也因为胡同拆迁而离开了前门。

至此，所有的前门老商人尽数退场。

“改朝换代”

清朝末年，月盛斋第四代传人马德成预感到清朝大势已去，敏锐地调整了经营策略一必须要把买卖“向下做了”。

月盛斋开始转向中上层人士。民国时一些国民党高官也对月盛斋念念不忘，于是月盛斋酱羊肉飞往南京，宋美龄、白崇禧也都特意订制过。

那时物价飞涨，羊肉很难买到，月盛斋已经在苦苦支撑。然而，当北京沦陷，日军一进城，月盛斋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第五代传人马林力挽狂澜，他再一次调整经营策略，让月盛斋转向中下层百姓。同样还是酱羊肉，把32种香料改为4种。还是很香，但营养价值没了。另外马林还做成功了酱牛肉，这样让很多不吃羊的满人汉人也都可以吃月盛斋了。但对老百姓来说依然是奢侈品。

这些都无法挽救月盛斋，解放初期还是破产了，1953年祖宅也卖了，还是负债累累，正好国家说公私合营，就归了国营。

交了配方，马林被评为一级技师，在国营月盛斋上班，带了两个徒弟，每天指导徒弟做肉。月盛斋一度改名“京味香”，制作工艺与马家掌灶时也已相去甚远。

马林一直干到1965年退休，没想到更大的风雨在后面。

刚退休文革就来了，马林被抓去批斗，理由是他是资本家。马林的晚年过得很委屈，整个人被批斗得战战兢兢，时常以泪洗面。

马林没有再培养后人继承手艺，老大马国耀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

马国耀回忆，文革后，国营月盛斋经常去家里问，还有没有人愿意到厂里做?结果没一个孙子辈过去。

父亲马林去世前拉着马国耀说，他明白如今恢复这门手艺比较难了，但希望马国耀能把家里几百年的事情搞清楚，要不这门手艺就真的没了。

马国耀在铁道部设计大型计算机网络，退休后，他萌发了继承月盛斋的想法。

1994年，他的想法得到了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的认可，同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主持召开了发展月盛斋座谈会。指示精神一出，铁道部副部长非常支持，动用三产一部分资金，前后近300万元。在铁道部后院搞实验车间，在马连道还有一个实验工厂，一搞就是15年。

如今，马国耀对记者说，他已经把祖传的配方研制出来，可追溯到清朝的月盛斋口味。他与中信国安集团合作，即将在王府井开一个400多平米的饭店。

自此，马家与前门的关系画上句号。

国营同仁堂也将重回前门大街，它不像月盛斋这么多支派，乐家自公私合营后便彻底与同仁堂没了关系。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戏称因为觉得他是资本家出身(喜欢玩乐)，就他主管北京餐饮业与北海景山两个公园。之后乐松生还代表北京市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送喜报。

多年后，曾有乐家后人在台湾开过店，但也不了了之。如今同仁堂的后人乐崇熙是国营同仁堂的顾问，偶然去开会给一百块车马费，此外再无瓜葛。

同仁堂在前门棋盘街的老宅子早已成为同仁堂药店，在那长大的乐崇熙偶尔会以游客的身份前去拍照怀念。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顺利转型。前门研究者袁家方的父亲袁子明，民国时在琉璃厂和西单都做书店买卖。英文一字不识，却卖外文书。只凭袁子明自己摸索的字母顺序记忆法，就懂得什么书好卖，生意渐渐做大。

公私合营开始后，老字号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情形很普遍，但公然反对的人却不多。袁子明却固执地顶头，他不停地给中央领导写信，不见回音警察却频频上门查抄。文革时，袁子明被带走了，几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被关在了长春的劳改农场。直到1982年，他才被释放，回来继续给领导写信，一直写到去世。

袁子明的书店后来与其他许多私营书店共同合并到了中国书店，如今前门随处仍可见中国书店，而袁子明只活在了袁家人的记忆中。袁家方小时在前门长大，如今，踏及前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叹息“身上银两不多，也不敢来这‘高贵的地儿了”。

如今，那里属于新的商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