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马

最近，我的一个老朋友死了。这个老朋友叫党治国，1954年以陕西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7年因替他的老师黄万里辩护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最偏远的木城涧煤矿劳动两年，回校工作后因不堪忍受侮辱，愤而返乡，当农民两年，矿工十年。“文革”中又因言论获罪，先后被判死刑、有期徒刑二十年，坐牢十年后平反。这个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但他从没有放弃过独立思考，尤其是晚年，独居斗室之中，写下了大量有价值、有见地的好文章。因而，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单位领导盛赞他的这种不怕牺牲、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朋友们也对他的这种顽强毅力，尤其是“钢铁般的意志”赞叹不已。

我当然知道，这是追悼会上的套话，但我总觉得这话有哪儿不对，这种表扬有什么地方是对死者不公的。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艰难险阻，当然值得赞美；但在赞美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该问一下：这些艰难险阻是从哪里来的？

就人类目前的“困难”而言，我认为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天上掉下来的，比如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另一种是人自己制造的，比如战争、环境破坏以及由制度导致的各种不幸和灾难。这些困难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像战争这类灾难，虽然是人为造成的，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又是无能为力的。而纵观党治国的一生，他的所有困难都不是由地震、瘟疫、战争等无法避免的因素造成的，他的所有困难都是由人祸使然。既然是人祸造成的，那么，我们在礼赞党治国非凡的人格和勇气的同时，是不是也该谴责一下给他制造了困难的人和制度？简单地讲，就是要我们“不怕牺牲”也可以，但在“牺牲”之前，我们至少得问一下：这“牺牲”是不是值得？要我们“克服困难”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克服”之前，我们至少得弄明白：这些“困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具体到党治国身上，我们赞美党治国“在豺狼虎豹面前大义凛然”也没错，可是在赞美之前，我们能不能问一下：这些豺狼虎豹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像电视剧《西游记》中孙大圣唱的：“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就这么多？”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灾难给了党治国以动力，使得他能够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写出一系列切中要害的好文章；但谁能保证，假如党治国命运顺遂、环境优裕，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或者比现在更多？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假如党治国的青年时期不是在矿井里，而是在实验室和研究室，那么，他当然发明不了“党氏凿岩机”（党先生在矿井挖煤时发明的一种提高钻探技术的机器）；但以他的天赋和智商，谁能保证他不能发明别的更多更好的机器？假如党治国的人生盛年不是在刑场上和牢狱里，而是在大学里和讲堂上，他当然不会把一本《资本论》读七遍，进而提出带有浓重体制烙印的“共有制”；但谁能保证，他不会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经典，早几十年提出“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才是人的本質”等一系列宏论伟议？假如他的晚年不是没有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障，以古稀之年独居斗室之内，写下的文章又无处发表，而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稿约不断，有病能看医生，就一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假如党治国的一生不是被迫离婚，夫妻划清界限多次，而是天下的美女都追慕他，就像星星追慕月亮，以他乐于为美女效劳的天性，是不是会写下更多更美的篇章？

苦难、天灾培养了一批英雄人格，但终究是少数。可以想见，在离婚、杀头、父子反目、黑白通吃的监狱、棍棒加电击的法庭面前，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投降。只有极少数意志超凡，像党治国这样的英雄男子汉，选择了激流勇进。我们现在只看到贫穷和苦难成就了像党治国这样的英雄人物，而看不到被贫穷和苦难击倒在生活背后的大多数普通人；甚至就党治国先生而言，我们也只看到他在专制、强权、贫穷和暴力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看不到这种种苦难对他的身心摧残，实际上他最后的肺癌就与他早年的矿工作业有关。一句话，我们只看到这种“苦难哲学”对人的激励作用，而看不到这种“苦难哲学”对罪恶的屏蔽效应。结果是，抬出了几个伤痕累累的英雄，放走了一批罪恶滔天的元凶。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几十年来不是执着于这种“坏事变好事”的逻辑，不是以为苦难可以造就伟人，从而大大地耽误了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对罪恶的追究以及对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批评与关注，那么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求乐避苦，贪生惧死。消除罪恶，惩罚犯罪，继而改善我们生活中不合理的、阻碍我们走向幸福的制度。

【原载2008年第4期《随笔》】

题图 ／ 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