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

一个地方，如果既有山水之美，又具人文之胜，那就可谓璧合珠联，两全其美。武汉黄鹤楼与巴陵岳阳楼以及南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均具地美，而且都有人杰，各有不朽诗文为山川楼阁添色增辉。武昌的黄鹤楼之所以名传遐迩，就离不开盛唐诗人崔颢以他的力作来捧场。

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年(722年)进士，曾在河东节度使幕中任职，天宝初为太仆寺丞，迁尚书司勋员外郎。他是李白的同时代人，文学史家多将他归入“边塞诗派”的阵营，因为他许多作品都是咏唱边塞征戍之事，格调豪壮，风骨凛然，如《雁门胡人歌》与《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等即是。但是，他最为传唱人口的，还是七律《行经华阴》《黄鹤楼》以及五绝乐府《长干曲》(二首)，它们都被清代蘅塘退士孙洙收入所编的《唐诗三百首》中，其中尤以《黄鹤楼》一诗最具知名度。

黄鹤楼巍然峙立在武汉长江之滨。武昌蛇山之巅。蛇山又名黄鹤山、黄鹄山，从三国时东吴为屯戍之军事需要而于此建楼算起，黄鹤楼至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历代诗人对黄鹤楼吟咏不绝，仅以唐宋而论，唐代的宋之问、孟浩然、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杜牧和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等重量级的诗人，都纷纷髓场演出。然而，为什么只有崔颢赢得的掌声最热烈最持久，甚至连目空一切的李白都要说什么“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呢?

崔颢此诗之所以在众多咏黄鹤楼的诗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冠，原因就在于诗人的生花之笔，抒写了辽阔深远的时空感和苍茫邈远的宇宙感，并且由大及小，对中国诗歌的传统母题“乡愁”作了新颖的表现。

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前四句重在虚写。黄鹤楼以黄鹤命名，本来因为此楼建于黄鹄矶上，而“鹄”、“鹤”相通，后人附会有仙人乘鹤过此而得名。南朝梁代萧子显所著《南齐书》称，“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而宋人乐史所编之北宋地理志《太平寰宁记》则说：“昔费神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他将登仙的神话算到三国时蜀国丞相费祎的名下。崔颢登斯楼也，思接干载，想落天外，便借题发挥。此诗前半首只以第二句写黄鹤楼，其他三句则都是从“昔人”落笔：“昔人已乘黄鹤去”，首句开始即写“昔人”；“黄鹤一去不复返”，第三句明写黄鹤实“想”昔人：“白云千载空悠悠”。第四旬则是“望”昔人了。四句之中叠用三“黄鹤”，而第四句之尾又用叠词“悠悠”，如此更平添了一番抚今追昔之情，回环唱叹之美。总之，四句诗概括的是元尽的时间与无垠的空间，在苍茫阔远的时空意象中寄寓的，是渺小的个体生命在无边无涯的时空中之一种宁宙性的感伤。

诗人乘着想象的翅膀振羽而飞，进入历史的深处，邀游于九天之上，穿行于时间隧道之中，最后终于由云端而大地。由历史而现实。《黄鹤楼》一诗的后半首重在写实。如果说前半首虚写的是“昔人”，那么，后半首实写的则是“今人”，包括抒情主人公作者自己。“汉阳”，位于武昌之西，汉水之北。“鹦鹉洲”，相传是东汉祢衡曾于此作《鹦鹉赋》而得名，洲在武昌蛇山前面的长汀之中，唐宋时泥沙淤积成长约2500米、宽约400米的狭长大洲，时至清代因江水冲刷而淹没。崔颢首先实写登楼所见，“汉阳”为隔江城郭，“鹦鹉洲”为眼底洲渚，“晴川”点明时间，“芳草”点染景色，而“历历”与“萋萋”之叠词，既呼应了前面的“悠悠”，更增强了听觉的音乐美感。诗人于楼头眺望已久，栏杆拍遍，不觉已是日落时分，暮色本来撩人愁思，何况汉末的山东才子王粲避难湖北荆州依附刘表时，去国怀乡，忧时感事，作有名篇《登楼赋》，开篇就是“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崔颢由个人而世间离乡别井的芸芸众生，以“日暮乡关”与“娴波江上”之远近映照的典型情景作结，创造性地抒写了前人曾多次表现过的人所共有的“乡愁”。大约是诗人身处青春奋发的盛唐吧，他笔下的乡愁不像许多诗词中习见的那样低沉悲切，而是大时代中的一种哀愁，其中也可见“盛唐气象”的投影。

李白在黄鹤楼头初读崔颢之诗，尚未及而立之年，虽说对崔作颇为欣赏，但总不免“耿耿于怀”。他的诗多次写到黄鹤楼与鹦鹉洲，但直到20多年后他已经47岁之时，才以《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一较短长。“凤凰台上风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吴官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到了人生的暮年。他从流放夜郎途中赦回，重游汀夏，又作《鹦鹉洲》一诗：“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李白流传至今的七律只有八首，其中就有两首是向崔颢挑战之作，虽说高下难分，毕竟是文坛佳话。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力挺崔诗：“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第一与否，事关重大，恐怕要实行“全民公投”才能决定。倒是清人金圣叹在《批唐才子诗》中说得好，他说崔顾“作诗不多，而令太白公搁笔，此真笔墨林中大丈夫电”。我没有开具借条，就径行挪用金圣叹之语作了我这篇文章的题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