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蒂尔曼

要是依了我，这个故事在那个夏日发生时就该结束了。那是在斯托尼布鲁克的高尔夫球场上，当时，我在打第六洞。

“是什么东西在叫?”我妻子谢莉问，打断了我的中场回击。她二话不说，就走进泥泞的树丛中。当她再次出现时，手中似乎捧着什么活物。

“噜……”那活物叫着。

“是只失去父母的小浣熊。”她对我说，一面温柔地抚摸着那个粘满泥巴的灰色绒毛球。

“她的妈妈可能就在10码之外，正准备向你发起疯狂进攻。”我吓唬她。

“才不呐，它孤零零的，快饿死了，不然这小东西才不会爬到窝外来呢，拿着它，”她命令我：“那边还有一只。”不到一分钟她又回来了，拿着个号啕挣扎的小浣熊。像第一个一样，也是一身泥巴，瘦弱不堪。她把这两个不安分又不知好歹的小东西包在她的运动衫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多了两张要填饱的嘴。

“请记住，”我正色声明：“它们将是你的大包袱。”这些年来，我在家中发表的声明多有不幸而言中的。

如果你像我和谢莉那样有4个孩子，你的小巢就不会有更多空间了，你也别指望小家伙们和他们的伙伴发出的噪音以及他们的旺盛精力会有个头。当然，卧室总有一天会空的，洗澡的热水又会奇迹般的重新流出来。一个家庭应有的声响只会在你的记忆中回响。

谢莉和我已有了部分那种经历。拉伦、斯蒂佛和克里夫都已离开了家。现在只有丹尼尔还在家里。从来也别指望他把屋子收拾成宾州最舒适的安乐窝。所以我渴望着能享受一点安宁和恬静——但决不是浣熊。

“怎样喂养小浣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们已经把它们洗干净了，拿了个纸箱，放了些碎布头给它们当床。还放了个闹钟，为的是让它们安静下来。还从地下室找来旧奶瓶，喂它们牛奶让它们睡觉，那一晚走路时还尽量不在地板上弄出声响。

然而，当谢莉出门去上课后——为了面对即将空下来的家，她回到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以便将来当老师——它们就醒了，开始它们像机关枪一样的叫唤。而此时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我带回家来的各种要出版的文章。作为家中唯一仍与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丹尼尔是唯一能帮我照料小浣熊的帮手，或者说我希望如此。

“这是谁的馊主意?”他用他那少年人的尖酸声调发问。

“你妈妈认为你需要干更多的事才能得到零花钱。”我撒了个大谎，“你能不能给它们热点牛奶?”

“对不起，我上学要迟到了。”他头也不回地说。他和我正处于一种微妙的较量阶段，一种我想保住权威而他想自立的对抗境地。

尝试喂养这两个小家伙的最大问题是流量问题。奶瓶里的奶流出来太快了。把它们浑身都弄湿了。

“牛奶多一点，玉米糖浆少一点，”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人告诉我，并说可以送我一本如何喂养小浣熊的小册子。“目的是，”他指教我，“照顾它们直至它们能返回丛林自己照顾自己。”

“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我向他保证。它们大约8盎司重——我用邮购的磅秤称过它们。“它们在几周内就能照顾自己了，对吗?”

“不，”他对我说，“如果一切正常也得到秋天才行。”

我一定要赶在前面，我暗下决心。我搞了个新配方，并拿其中一个小浣熊作试验，结果这个小家伙咳嗽起来了，像个堵住了的化油器直打嗝。奶头上的洞太大了。

也许我用玩具奶瓶更合适?决定后我就动身去找。在一家玩具商店，我发现一些微型奶瓶，其中有一个是一套做贝齐·威特尼娃娃的玩具中的一件，“贝齐玩具大部分我都有了。”我对售货员说，拒绝了娃娃和尿布等，只要了那个小瓶。

回到家里，我再尝试喂那两个小浣熊。奇迹发生了，它们不停地吸吮，不久就沉沉睡去。(我计算了一下，离9月还有12个星期)。

此后一个半月我忠实地扮演了波尼和克莱德的保姆，我给它们起这两个名字是根据它们那像强盗似的小花脸。当我抱着喂它们时，它们仍用同样的刮擦声调哼哼着，但这一次是满足的哼哼。只有当它们爬上我的肩头，分开我的头发徒劳地扒抓着找奶头时，才发觉我是个假妈妈。

不久，小家伙逐渐可以吃谷物和香蕉了。它们变得更爱动，我们后院小鸟的澡盆成了最吸引它们的东西。波尼，两个小家伙中比较外向的一个，像教士施洗礼似的虔诚地用它的爪子舀水。克莱德也跟着学，但很谨慎，似乎那水是易燃品。再后来波尼发现了水合着食物一起吃的乐趣，从此之后，每天早上都要把食物放在水里浸一浸再吃。

到7月中旬，小家伙身体已有三磅重了。我在盒子外面蒙上铁丝网，移到了室外。当它们适应了新环境后，丹尼尔建议，让它们自由地去林丛中探险，寻找食物。

“我不想让它们迷路或受到伤害。”这话听上去更像个护雏的老母鸡，而不像个代理浣熊爸爸。

“它们应该习惯靠自己。”丹尼尔坚持说。我们打开了它们门上的搭绊，以便白天让它们四处逛逛。到晚上，我碰击它们的食碗唤它们回来，这时它们就会飞奔而来。

我仍然担心它们返回大自然是不是过于急促了点。一个多云的下午，当时我正和丹尼尔在后院玩捉迷藏，却看到了波尼，正紧张地沿着一条离地有20英尺上下晃悠的桑树枝走着。看得出它吃了一肚子的桑葚，正试着从树上下来。

“小心，头!”我叫着赶紧向树边跑去，“快，丹尼尔，拿个梯子来!”

“随它去。”他平静地答道，“它正经历一次冒险，别扫了它的兴。”

后来我又回到树边时，它已经在晃悠悠的树枝上安然地打着瞌睡。

然而，有一天晚上小家伙的确遇到麻烦了，当时它用它们那敏捷的小爪子打开了门溜了出来。谢莉和我深夜2点被一阵可怕的叫声惊醒。

“那是什么?”我一边问一边猛地坐了起来。

“是浣熊吗?”她犹疑地问。

“它们遇到麻烦了。”掀掉盖被，抓起手电筒穿着内衣，我就冲了出去。

当我转到屋子的南面，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拨动树枝，并跳进了槭树丛中。接着，有东西跳到我的身上。第一个跳到我肩上的是波尼，接着它的小弟弟爬上我的腿。抱着我的脖子吱吱喳喳地诉说着它们激动的“噜噜噜、噜噜噜”。

“好了，没事了，我找到你们了。”我说着。很显然一只野生浣熊为了保卫它的领地，攻击了克莱德，它的肩膀在流血但不严重，波尼则没事。

7月过去，8月来临，接着是9月。随着时光的流逝，小浣熊已长成了6磅重的奶油球。我常为它们的创造力和机敏劲感到惊讶。终于在一天晚上，当我敲完碗后没有了回音。当我在早餐时焦急地告诉大家它们昨晚没回来时，丹尼尔对我的关注大笑不止。

“现在我们要看看你是想当个好老师还是当个好浣熊妈妈。”

“我早知会有今天。”我说道，“顺便问一句，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约是半夜。”他回答说。

“你的眼睛告诉我要晚得多。”

“我早就不是小孩子啦!”他抗议道。

在室外，我再次呼唤小浣熊们，这次有了回音，兴高采烈的波尼连蹦带跳地飞奔而来，克莱德也亦步亦趋，从容不迫地跟着。

9月底之前，它们失踪了一个星期，我对谢莉说，也许它们找到了好去处。

“你要知道，老想着任何不再需要你的东西是愚蠢的。”她劝我说。

“谁想啦。”我争辩道。不过当我徒劳地继续搜寻树丛，希望看到它们的踪迹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她是对的。我拆掉了它们的窝，收起了它们的碗，将它们排出我的脑海，或者说，努力这么做。但谁料到它们比以往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曾认为讨厌的东西，原来是件礼物，我曾称之为负担的，原来是一件幸事。怎么会这样?我问自己，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我们为什么单单在它们走后才那么意识到它们的价值?

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谢莉、丹尼尔和我一起在后院耙扫树叶，我突然发现通往树丛的大门上面有一条尾巴在摆动。“看，谢莉。”我悄悄地说我怀疑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两个中的一个。我试着叫了一声：“波尼、克莱德。”

这只非常漂亮的小动物用后腿站了起来，好奇的向我们望。一时间我们都凝住了，面对面像塑像一样的矗立着。我又叫了一声，那小动物向我们跑来。是波尼，我们也迎了上去。蹲下来我伸出手，挠着它的脖子，它舔着我的手。它发出了最满意的叫声：“噜噜噜。”

“去给它拿根香蕉来。”我向丹尼尔说。

“不，它该为自己找吃的。”丹尼尔坚定地回答道：“它是个大姑娘了，不要为它干任何它自己能干的事。”

我看着谢莉，眨眨眼，高大宽肩的丹尼尔说的绝不是浣熊。他指的是父母，客观规律应该是照颐他们到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一个摆脱不掉的声音又在回响：是该放手的时候啦。

最后一次摩挲小波尼的脖子后，我站了起来，它感觉到了我的动作，兴高采烈地蹦跳着向来的方向跑去。

“祝你好运。”我在后面向它告别。不一会儿它就消失在树丛中，永远地走了。

（译自美国《读者文摘》）

编辑/孟广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