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森

在足球世界里，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些极度推崇道德观和教会理念的公学学生和传教士们，反对将金钱引入足球比赛，可以说这种理想更加“乌托邦”，更加不切实际。但现实却是，在金钱的怂恿之下，世界足球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难以驾驭，相比之下这个现实更加残酷。

打开潘多拉魔盒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足球运动在步入正轨后面临着第一次历史抉择。以英格兰北方工业城市为大本营的工人球队，已经开始暗箱操作球员的收入；而南方球队那些由公学、大学校友们组建起来的球队，还属于彻底的业余球队。后者认为，一旦把金钱引入足球运动，这项运动就会变质。事实上，英格兰足总当时也倾向于这种意见。英足总一直认为，足球是一项业余运动，但在当时足球有可能面临分裂的情况下，英足总最终倒向了拥护职业化的大多数。1901年6月7日，爱德华七世亲笔批文给英足总，正式承认职业足球在英国成为一项合法行业，并下令从法律上保障职业足球的地位。

那些保守的教士或者上流社会的绅士们，也许会说这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没有职业化的推动，足球运动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对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正反两方面去认识。问题出在后来球员的身价和薪水过于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步伐，这种超前消费的恶果同样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体现。

工业革命催化

1901年，西方的工业革命依然处于黄金时期，这时的足球职业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当时英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周薪为2英镑，而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是4英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实行的是固定工资制度，即所有的球员同工同酬。4英镑的周薪在今天看来当然微乎其微，但在当时已经是普通工人的两倍，而且球员退役后，也能在球队老板所开的工厂中谋一份轻松的工作，因此足球运动吸引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

不过，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加上上世纪3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球员工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1910年，球员的周薪只提高到了5英镑，十年之后涨到了9英镑，此后一直到二战之前，球员的周薪都没有突破两位数。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英足总以道德和宗教为借口颁布了限薪令。

在转会费方面，英足总倒是没有规定上限，只是在1899年公布了一个指导价——10英镑，不过俱乐部方面显然认为这太弱智了。于是在1905年，阿尔夫·康芒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转会费达到1000英镑的球员(加盟米德尔斯堡)，这一下英足总震惊了。经过调查他们才知道，原来私底下超过三位数转会费的交易早就满天飞了，就是这个康芒一年之前的转会费也达到了350英镑(从谢菲尔德联转会桑德兰)，英足总的指导价连个零头都不够。

康芒的创纪录转会带给当时足球圈的冲击，不啻于40年后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一时间舆论大哗。那些靠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发家的英国绅士们呼吁净化足球环境，避免“白人奴隶贸易”，在他们看来，因为这是多米诺骨牌，如果出现2000英镑或者1万英镑的转会费，那就太可怕了。不过，转会费确实没有很快达到这种可怕的数字却是事实，直到二战结束后的第三年，汤米-劳顿才将转会费提高到了2万英镑。1960年丹尼斯·劳以5万英镑的身价加盟曼城队；1966年，出现了10万英镑的转会费；1970年达到了20万英镑；1979年，弗朗西斯从伯明翰转投诺丁汉森林时，终于把转会费提高到了100万英镑。上述转会只是发生于英国本土，欧洲大陆尽管球员的转会费激增，但毕竟还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欧洲大陆经济这个时期获得了飞跃发展。1957年，约翰·查尔斯由利兹联队转会尤文图斯，转会费达到了7万英镑，1982年即英国足坛创下100万英镑转会纪录后的第三年，马拉多纳从博卡青年队登陆巴塞罗那，把世界足坛的转会费纪录提高到了500万英镑。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球员工资增长颇为缓慢。1951年英格兰球员周薪的指导价为14英镑，历史上首位欧洲金球奖得主马修斯爵士的周薪仅为30英镑，其中20英镑还是冠名费；1960年，周薪指导价提升到了20英镑，但愈发激化的劳资矛盾终于否定了工资限额；1961年，海恩斯成为了英格兰首位周薪达到100英镑的球员。其他欧洲国家同时期虽然没有限薪令，但工资还算可以接受，查尔斯在尤文图斯的周薪也仅为60英镑。博比·查尔顿在他最辉煌的1968年，一年收入也不过1.5万英镑，还不及如今鲁尼和小小罗的日收入，乔治·贝斯特踢球时的最高年薪为3万英镑，其中一半来自场外。阿兰汉森——上世纪80年代利物浦王朝时期的主力球员，在1991年退役时周薪仅为1500英镑。

博斯曼法案的影响

球员工资增长真正像魔鬼一样的疯狂始于英超诞生以及博斯曼法案生效之后。1992年，希勒从南安普敦转投布莱克本，创下了320万英镑的英格兰足坛转会费纪录，而且短短四年之后，他的身价就飙升到了1500万英镑。更离谱的是费迪南德，作为一名中后卫，他在2000年从西汉姆联转会利兹联队的身价是1800万英镑，两年之后，曼联购买他却花了3000万英镑，这一后卫球员的转会费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最近两年，英超的转会费更是屡创新高：2006年，切尔西以3040万英镑的天价，买来了乌克兰“核弹头”舍甫琴科；今年夏天曼城从切尔西手中抢走罗比尼奥用了3400万英镑。虽然这些都没能超过齐达内昔日转投皇马时的4562万英镑，但已与经济脱钩却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有人要用英超的高额转播收入来说话，但英超的转播也是要由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来买单的，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英国本土已经有些民众恢复了二战时期的实物交换流通，不知道看英超转播能够用什么实物去交换?

将经济危机与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联系起来，严格来讲确实不太公平，因为足球运动员也是遵照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他们有着运动寿命的限制，拿高薪无可厚非，就像此前球员工资一直保持在普通工作者的2倍～3倍一样。但是，问题是自从1996年博斯曼法案生效以来，球员的收入以每年30％的幅度递增，而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连续12年出现3％的经济增长幅度，就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最新的数据是，切尔西球员兰帕德的周薪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怖的14万英镑；曼联为了留住总想出走的小小罗，更是开出了15万英镑的周薪，但不要忘了曼联的老板正是靠着借债收购曼联的美国投机家，曼联的胸前广告商也是本次经济危机中被美国政府保护起来的，美国最大的也是第一家“全民所有制保险公司”——AIG。

所以说，球员拿高薪也好，转会昂贵也好，并不是他们的错，但围绕他们的商业行为确实在客观上提前消费了社会生产力的成果，在社会生产力供应链出现紧张之后，足球运动员的高薪和高额转会费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矛盾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