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文革”结束后，书籍开始一批批开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节日。只要略有空闲，就往书店钻，离开书店时总有一书包书。书最沉，我的书包又大，上海的公共汽车很挤，总是走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车站，然后想方设法挤上车去。整个过程因为肩上一直扣着沉重的书包，十分劳累，总是满头大汗，脸红气喘。但是，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当时已是教师，每月的薪水六十几元人民币，大概是十五元伙食费，五元零用（买毛巾、牙膏之类），十五元交给妈妈贴补家用，剩下的三十元全部买书。当时的书，很便宜，平均一元五角一本，因此大概每月可买二十本左右。后来有了一点极其有限的稿费，也全部买书。几年下来，也藏了不少中外名著。

由于等待了十几年，买得又十分不易，每本书我都认真细读，一字一句细嚼慢咽，效果很好。如果我一直可以方便地进入今天这样的图书馆，效果就没有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