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东冬　蔡海林

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斗，挑衅者蓄谋已久、突然发难，防守者忍无可忍、被迫应战；这是一场装备较量严重失衡的战斗：挑战者飞机、坦克和重炮样样俱全，应战者却只有轻武器、或冷兵器时代的大刀；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战斗：它使一个四万万人口的东亚大国，第一次举国一体地投入到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总体战争中，硬是凭着决死不屈的意志，与强敌血战到底——这，就是“七七事变”！

“缅怀、重温、纪念……”，当一系列类似的词语把2007年7月7日和70年前爆发的那场战斗发生关联时，或许，大多数中国人只记得卢沟桥头的枪声，只记得那是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然而，当思索的阳光驱散七十年的迷雾后，历史的细节告诉我们，“七七事变”绝非如此简单。

枪声，在北平城外响起

就事变起因而言，“七七事变”的发生十分之突然：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在中国北平丰台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忽然枪声响起。日军声称一名士兵丢失，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遭中方拒绝后，日军发起进攻、炮轰宛平，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战斗由此开始，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中如此记述： “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并奉命带领丰台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实际上，约3小时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志村菊次郎便归队报告：其并非被中方绑架，而是因其执行任务返回时，在黑暗中走错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1944年，由侵华日军联队长升任日本侵略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的牟田口廉也中将，得意洋洋地公开炫耀：“大东亚战争说起来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想必须给这场战争一个了结”。二战日本投降后，曾任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茂川秀和也承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错误显然在日方，但一向善于寻找战争理由的日本人永远是有理的，他们把“甲午战争”说成是帮助朝鲜独立，把出兵山东说成是保护日本侨民，把占领“满洲”说成是巩固日本的国防和生存。这一次，已经侵占了几倍于日本的中国领土，再要得寸进尺地侵略中国，自然也需要一块为丑行遮羞的兜档布。因此，谁先开第一枪，可以用来大做文章，只要把中国军队说成是挑衅者，进攻不就合乎情理了么：中国人先向日本人开枪，所以日本就要“膺惩暴支”。

果不其然，日军粗制滥造的“闹剧”在华北上演后，在日本国内各城市街头，日本国民高呼着“膺惩暴戾的支那29军”的口号，连日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对中国出兵。1937年7月11日下午6时40分，日本政府“终于”公开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理直气壮的声称：“负责华北治安的中国第29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非法射击，由此发端，（日军）不得以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洲国”紧急之事……，（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就这样，日方以极其荒谬的理由，做出了向中国华北派兵的决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当代右翼文人中村粲在其著《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也全然不顾日方当事人的供述，坚持说“七七事变”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29军中的共产党员先开的第一枪，幕后的策划者是刘少奇，声称“支那事变……是中国挑起的军事行动，（日本）以膺惩肇事的支那为目的 ”。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说，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如出一辙。

必须指出的是，在“七七事变”中，谁开第一枪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枪从什么地方响起。从最简单的地理概念出发，“七七事变”的发生地点不在日本列岛、不在中日边境、也不在日本刺刀保护下的伪满洲国，而在中国腹地北平附近的卢沟桥——谁是侵略者，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么？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来，日本以“防义和团、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在华北长期驻军赖着不走，后又肆意扩大驻军及军事活动范围，在本来不属于12个驻军地点的丰台及卢沟桥大肆举行军事演习，频频挑起事端，这本身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更何况对中国而言，已经侵占了东三省的日本，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侵略者。

狼吃羊是不需要理由的，在漏洞百出的战争“理由”背后，是刚刚上台的日本军国主义加速侵吞中国的勃勃野心。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政治进入了最为动荡的“昭和黑暗期”，军部势力在国内危机的深化中迅速抬头，不断采取恐怖手段向政党势力发动强攻，恐怖暗杀、军事政变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军部上层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恐怖事件，为军人干政打开了道路，逐渐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同时，在国际上，日本与德国法西斯势力建立联盟，1936年正式签署《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可以说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日本都已完成了法西斯化而进入了准战时体制，“军刀既已出鞘，何不带血而归”？

“七七事变”发生前，北平外围形势险恶：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有日军5000精锐驻防；北平城东面为日军所扶植伪军1万7千人；北面、西北面，则是日军豢养的4万伪蒙军，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只有西南面尚为中方第29军驻防。平汉路上的卢沟桥是北平城对外的唯一门户：卢沟桥在手，中国军队进可攻、退可守；卢沟桥一失，北平将成一座孤立死城。换句话说，这座历史悠久的古桥，已成为敌我必争之锁钥。所以，“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敏感的关键地方，日本人早晚要开这一枪。

诡计，打打停停的前线

山雨欲来风满楼。1937年7月11日18时35分，仅在日本政府发表向华北派兵的声明11分钟后，日军参谋总长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6个飞行中队、两个高射炮中队以及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当日晚21时40分，日军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一夜之间，日军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战备命令，其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渐成黑云压城之势，不祥的阴霾笼罩中国华北。

正当日本国内大举增兵华北之时，作为事变冲突最前沿的中日华北前线，却呈现出了打打停停的罕见场面。从卢沟桥战斗打响到7月20日中日双方前后多次进行停火谈判，十几天内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最终战火不但未停，反而愈演愈烈。这样的结果，皆拜日本人的诡异多变所赐。

“七七事变”以前，每每中日两军在华北争锋较量时，只要日军软硬相逼、军队相向，中方便立刻退缩、忍辱退让。因此，事变爆发时，在骄横的日本人眼里，中国29军装备低劣、训练落伍，遭袭后只能乖乖退出宛平，默认日军控制华北的现实。孰料战斗一开始，日方就没能顺利达到预期目的：7月8日，北平阴雨时断时续，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地区冒雨作战，尽管日军凭借战前的方位标定，出其不意地炮轰专员公署，击伤中国守军营长金振中，但其突袭进攻行动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激战一天后，双方均有严重伤亡，日军几次强攻接连受挫，在付出数十人的伤亡代价后，才勉强攻占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阵地。其妄图“一击”而夺宛平的计划，被中国守军的密集弹雨打的头破血流，战况遂成胶着状态。

中国军人的顽强，大出华北日军上层所料。8日晚，中日双方开始进行谈判，中方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第38师师长张自忠，分别在北京、天津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交涉停火事宜。谈判过程中，双方的战斗却几乎没有停止。8日当夜，在霏霏细雨中，中国29军1个营从长辛店赶赴宛平；9日拂晓，卢沟桥铁桥北端中国守军和从长辛店到来的增援部队，在细雨中向桥南日军发起了南北夹击。长城抗战中曾令日军闻风丧胆的29军大刀队再次发威，最终将宛平城附近要地铁路桥和龙王庙夺回，日军遂为之胆寒，惊呼“宛平虽小、守军太猛、数攻不下。”

9日凌晨2时，中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29军做出让步、同意撤兵，由限定300人的中国保安队接防宛平，日方承诺停战。然而，也就从这一刻开始，日本人的狡黠本性开始显露。按理说，协议中的所谓“原防”，应指事变前原驻地点，即日军在天津、丰台，中国军队在宛平城内。但日军非要引申为中国军队应从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撤出。因此尽管协议达成，此点仍在争执。

协议达成3小时后，日军河边正三旅团在卢沟桥附近集结完毕，完全不顾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突然向宛平城猛烈开炮。中方提出抗议后，日军停止炮击，却又在北平至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附近暗藏伏兵。当中国保安队于当日7时50分经过时，日军突然开火，造成保安队当场阵亡1名、伤数名。经再三交涉后，直至下午19时，中方保安队方得进入宛平。但是，日军并未按规定完全撤离，河边正三还暗中将通州日军第2大队调到沙岗。10日夜凌晨3时40分，日军再次发起攻击，企图利用中国军队撤出之机夺取宛平。幸而中方早有准备，奋起还击，又迫使尚在宛平的日方监视撤兵委员中岛出面交涉，日军的进攻阴谋未能得逞。在这种情况下，日方监视撤兵委员竟然不顾日军并未撤兵的现实，中途借故离席、不告而别，导致停火协议无法继续落实。

从7月9日到7月10日两天时间里，日军4次背约弃信、进攻中国守军，其反复无常、毫无信义的举动举世罕见。更无耻的是，7月11日下午2时，华北前线日军已经接到国内通报：“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3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交涉已经没有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好个“也予以撕毁” 。7月12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抵达天津后，也立即决定“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但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日方却继续以停战为借口，一面频频施展和平谈判的烟幕弹，一面从关外、日本本土调入大量兵力，为扩大侵华加紧准备。

可惜的是，中方第29军上层偏偏没有看清这一点。麻痹于日方的和平攻势，军长宋哲元7月11日返回平津后，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仍然试图通过继续让步来化解矛盾、消除危机，不仅在敌主力尚未到位前趁机主动出击、以赢得有利态势，也未对即将到来的恶战做出相应准备。7月20日时，日本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部队到达预定进攻出发地，对29军形成全面压制：北平冯治安37师遭敌三面围困，张家口刘汝明143师遭长城外日军关东军东条纵队威胁，天津张自忠38师后有海光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前路被廊坊日军截断。北面，日军混成第1、第11旅团构成巨大压力，而且香月清司还以新到主力第20师团和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为机动兵团，专门准备从南面切断29军的退路。29军岌岌可危！在凶险的形势面前，行伍出身的宋哲元猛然警醒，认识到“大战势所不免”，“我不杀人、人必杀我”，停止与日军“和平交涉”，开始考虑准备抗战，遗憾的是为时已晚。

突变，全面抗战的临界点

25日，日本朝鲜军驻屯军第20师团到达北平南郊廊坊车站，突然对29军第38师发动袭击，占领廊坊、切断平津间铁路交通。26日下午，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同日，日军闯入广安门，中国守军与之发生战斗。宋哲元严拒日方无理要求，发出自卫抗日通电，同时急忙调兵布防，并请求中央政府援助。

但这一切太迟了！28日上午8时，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在40架飞机、40门重炮的火力支援下，对南苑第29军营房展开进攻。南苑系北平门户，为通往北平之咽喉要道。日寇企图先控制南苑，借此控制北平南郊，再长驱直入永定门，占领北平。在日军的多面包围中，原本在装备、训练等战术方面就居于劣势的29军仓促迎战。在日军陆空协同攻击下，毫无防空经验的南苑29军官兵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信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作战秩序一片混乱。即便如此，中国守军依然奋起迎敌，与正面强攻的日军展开惨烈战斗，使敌伤亡惨重。据当时随同日军行动的日本《每日新闻》知名战地记者冈部孙四郎描述：“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经有40人战死”。就在这段战地笔记写下不久后，一发中国军队的机枪子弹命中他的头部，冈部孙四郎当场丧命，成为最早死在中国战场的日本战地记者。

然而，击毙一名日本知名战地记者的战果并不能扭转战场上的颓势。28日下午1点，南苑总指挥赵登禹下令突围，以骑兵开路、向北平撤退。下午4时，当他们撤至大红门一带时，惨遭日军萱岛第二联队伏击。在无遮无蔽的华北平原上，日军机枪火舌肆虐、日军飞机也赶来轰炸，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29军副军长佟麟阁、南苑总指挥赵登禹两将军双双壮烈殉国。七千多名南苑守军伤亡五千，大部分损失于此。残部以郑大章为首突出重围退回北平，是为平津血战中最惨烈的一幕。

与北平被动防守不同的是，驻守天津的29军第38师主动出击，给敌以重大打击，逼迫北平日军回师增援。38师经激战后撤退，天津沦陷。至29日，日军已占领南苑、北苑、西苑、沙河、清河，控制了北平周围要地。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宋哲元被迫率部由西直门出城，经长辛店撤往保定。1937年7月30日，日军兵不血刃开入北平城，中国华北大门从此洞开。

然而，日军的进攻步伐并未就此驻足，这仅仅是全面侵华的开始。“七七事变”后，日本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退让，渐进式的蚕食侵略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为了尽快实现“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日本急不可耐地开始全面侵略，企图从根本上灭亡中国。7月27日，日本陆相杉山元上奏裕仁天皇批准，于11时50分颁布动员令，日本陆军开始进行第二次紧急动员，输送国内部队至侵华前线。在日军即将占领北平、天津的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就已制定出《对华作战计划》，准备将战争扩大到华中。8月9日，上海发生“大山勇夫事件”。四天后，日军以此为借口与中国88师发生冲突，淞沪血战展开。8月15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帝国政府声明》，污蔑中国“轻侮帝国，非法暴戾已极”，称扩大对华作战是“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之措施”，明确提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根本排除中国的抗日运动和消灭妨碍“日、满、华三国间融和提携”的“所由发生之根源”。尽管时间、地点不同，但其强盗逻辑与一个月前“七七事变”爆发后的政府声明出奇一致。至此，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阴谋，历经“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六年以上的酝酿，在对华北永定河畔发生的“七七事变”无限挥发后，终于粉墨登场了。

中国方面，卢沟桥畔的枪声响起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外界表明坚决抗战的决心：“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中国共产党，更是在7月8日就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同时，正如上海《大美晚报》所指出的那样，“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句话：惟抗战而已。”

局道，杀场之外的决胜

“七七事变”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但同时又不仅仅是中日全面战争的临界点。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简直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缩影。

从实力对比来看，“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对于29军的战术优势，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日两军战术能力的差异。纵观二战中国战场，尽管中国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中日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1937年抗日战争的枪声在卢沟桥骤然降临时，中国海军舰船排水量仅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数量不到日本的七分之一，中日两国陆军师级野山炮的装备数量比例是1:5；日本拥有完全自主的国防工业，中国的大部分武器都要依赖进口。面对日本这个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中国的国防实力与之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对于中国的抗战前景，当时很多西方人都不看好，认为“中日两国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海军在一周内就失去战斗力，中国空军勉强可支持一个多月，中国陆军最多也只能坚持六个月，等到中国的精锐集团军和军火工业被消灭后，中国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尽管这种单就数量对比而夸大其辞的分析并不全面客观，但实力差距确实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艰难。

在人员作战素质方面，中国亦远逊于对手。从最基本的射击训练来看，中日两军的差距十分明显：中国军队经费不足，训练实践少得可怜，平时训练子弹限额最多15发，只能靠放空枪进行空练，每个连最多只能出一两个特等射手。这还只限于中央军或者其他正规部队，在一些地方派系军队中，刚征来的新兵甚至连枪都不会放。而日军步兵新兵入伍以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训练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一名新兵的步兵子弹则是1800发。在这种严格要求和训练条件下，日军优秀射手辈出，通常每个中队（连）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军队的战术观念普遍陈旧落后、战斗素质和军事训练差，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以一战以前的老战法同日军作战。官兵不知如何应对敌方飞机、坦克，打要塞地堡也不善于隐蔽自己，不懂得如何疏散和伪装。而日军采取的作战行动往往都是立体战术模式，空中飞机狂轰滥炸、海上舰炮密集轰击，威力之大、天摇地动，炮火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步兵也极为训练有素。“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引自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可以说抗战期间，日本在战役、战术级别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中国军队取得的成功性战役寥寥无几。

然而，占尽战场优势的同时，日本在战略层面上却输得一塌糊涂。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每次日方寻找侵略理由时，使用的伎俩几乎都一成不变：挑衅滋事—激化矛盾—造成冲突—发动战争。从这种老套拙劣的游戏环节来看，卢沟桥头的枪声对于“七七事变”的意义，就如同“七七事变”对于日本全面侵华的意义一样——先以小事件制造大冲突，再以大冲突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后，如有需要，则继续扩大战争。如此，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永远理直气壮。只是，这种用制造大矛盾来解决小矛盾的思路，就像非法传销一样，迟早要面临不断制造矛盾、最终矛盾无法解决的巨大风险。“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打响了卢沟桥的枪声，却无力收拾残局，只能由国内派兵解决。但问题是国内派兵造成的新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如何收拾残局呢？利欲熏心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给出的答案是：把蚕食政策改为鲸吞式的全面侵华，一口吃掉中国——还是没有战略头脑。令人惊异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哲学，就是建立这样荒谬的思维基础上的。因此，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二战日本无战略！

正因如此，当中国方面逐步进入全民持久抗战阶段后，战争的战略主导权始终牢牢控制在中国人手里。虽然国民党对共产党摩擦不断，但双方对待日本的态度还是基本一致的，分别依据各自优势，选择自己的作战方式，在整体上坚持了两个作战系统之间的协同抗战：国军的战争思想、训练方式和编制体制都是为正规战准备的，其战略作用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保证中国有一定的战略反攻基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虽然装备落后，但在十年内战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最擅长的就是深入敌后、以弱拖强乃至胜强，想方设法破坏敌人对中国占领区的战略消化，使其无法以战养战。

战斗精神方面，除了对抗日军民实施了“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和集体大屠杀等惨无人道的野蛮凶残措施，企图迫使中国人放弃反抗、接受被人奴役的命运外，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无其他修正战略的良方，这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抗战决心和勇气。凶蛮和血腥只能激起中国人更加强烈的反抗，使中华民族抵抗到底的决心愈发坚定。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中国军人在装备既差、人员素质又低下的前提条件下，所凭靠的只能是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寸土必争、血战到底的爱国精神。

像“七七事变”和南苑激战中那样拼死奋战的中国守军，抗战史上比比皆是：淞沪会战，面对日寇飞机、军舰、大炮轮番猛轰，国军姚子清营500壮士誓与宝山共存亡；敌后战场，淮阴刘老庄，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3营4连与1000多名倭敌反复肉搏，全连上下全部壮烈牺牲；空中战场，中国飞行员沈崇海和陈锡纯驾机完成轰炸后，开足马力撞向一艘日本巡洋舰，与敌同归于尽……八年对日血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共赴国难、以身殉职的中国军人多达数百万之巨。这是弱者对抗强者侵略的最后抉择：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国能够始终控制战略主导权、把日本活活拖死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坚持全民族持久抗战，纵然只剩一兵一枪，中国也决不投降。

在如此大气魄的战略面前，日军相对优越的战术优势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其战败投降，不过时间早晚而已。一味迷信武力的日本军国主义始终硬撑着一颗没有战略的脑袋打仗，在中国战场的泥潭中尚自挣扎不易时，还急匆匆对英美等国开战，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败亡。更加讽刺的是，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时也是在8月15日，与八年前日本公布《帝国政府声明》、对华宣战的日子恰好是同一天。而当年发动“七七事变”的牟田口廉也已于1944年英帕尔之役兵败后自杀，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一木清直早已在瓜岛战役中被美军坦克碾死。始作俑者、不得善终，冥冥中自有天意。

（编辑/弓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