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继建

安全事故经常震惊全国，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随后媒体跟进，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最终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查处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尤其是安全事故即将或者还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媒体和政府的态度、行动状况，使我们经济学研究者兴趣大增，更让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于是本着一种探究事件本源的态度，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探析安全事故事件利益攸关方的关联性，以及在此攸关关头凸显的对社会危害性和有关理论的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执行力的解释

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社会执行力之前，我们必须先要给社会执行力一个明确的概念。首先，借助于政府执行力这个概念，因为社会执行力目前还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共识被提上研究日程。“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内部能胜任执行各项任务所需的‘能力、‘力气、‘功力以及‘作用、效力，即政府执行的‘力量。依靠这种内生的功能性执行力量，政府才有可能较好地履行其执行国家政策、推动社会发展，以及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①我们认为社会执行力可以解释为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社会在各种历史条件的合力下所需要的“能力”、“力气”、“功力”以及“作用、效力”以促成特定历史事件的合理发展（很明显，社会执行力是个社会学概念，与政府执行力相比缺乏总体上的强制力），我们的这个概念很可能受到众多质疑，但我们还是坚持使用这个概念继续我们的研究。纵览新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中的各个分支，倒是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威廉姆森、波茨纳等人的法律和经济学理论各自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执行力这个概念，尤其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社会执行力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结果，但它在解释社会执行力中“历史合力论”（恩格斯的一个经典概念）的作用时，却要大打折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业安说：“诺斯为了更好地分析制度变迁问题，从三个重要维度区分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模糊的制度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社会执行力时，无论社会的任何因素都要纳入这个体系当中来，且使社会事件呈现良性发展态势才是好的社会执行力，否则就是坏的社会执行力。诺斯的理论在解释社会执行力时还不如布坎南理论适应力度大些，所以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执行力这个概念，我们就要借助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新制度经济一道构建一个新的解释路径，即社会执行力的好与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衡量标准。

在社会执行力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执行力，并且它对社会执行力的影响也较大，但安全事故事件中的政府执行力暴露出其敷衍性执行政策、曲解性执行政策、附加性执行政策、替换性执行政策、截留性执行政策的行政不作为特征②，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安全事故中已暴露无遗，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给所执行的政策附加了一些原政策目标所没有规定的不恰当内容致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力度、目标超越政策原定的要求，影响了既定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保证政令畅通，离不开执行者的公共精神。树立了公共精神，执行者的价值取向同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才能相一致，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也才具有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公共精神作为‘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昭示，构成了政府執行力的灵魂。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必须在政府中大力弘扬公共精神”③。

二、媒体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媒体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信息管道，也是党和国家宣传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喉舌，其责任大于泰山，如果媒体在社会事件中影响了社会执行力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话，就没有完成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责任要显示出媒体独立于广告主、公众之外，不媚钱、不媚俗、不媚势，报道真实的、不偏不倚的、全面的阐述；强化决策参考，“媒体应肩负伸张公平正义的职责；伸张公平正义是媒体神圣的职责，当今媒体对各种腐败现象的披露显示了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公众的肯定。媒体的从业者不能畏惧权贵，不能念一己之私去隐瞒真相，更不能昧着良心作虚假报道，应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披露那些可能给人民生命、财产、合法权益等造成危害的事件，使其危害的程度及早清除或最小化。总之，传达人民的心声，奏社会和谐之音，是媒体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但要暴露问题，还要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化解各方矛盾，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及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媒体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需要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风尚、大众心理取向等的形成都与媒体的导向密切相关。因此，营造和谐社会需要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媒体责无旁贷④。可以在安全事故中完全检测媒体的这些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的过程中尤其是典型性社会事件中可以窥见媒体的失职，一旦失职，社会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与程度要远远高于媒体尽职尽责的时候，所以目前在关于和谐社会的社会执行力建设过程中，对于媒体的要求越来越高，媒体是否能够做到位需要各方的配合和监督，最起码在这次安全事故中媒体多多少少有些不作为，对事态的跟踪要远远落后于安全事故当事人的家长们；“环境监测和维护公众利益是大众传媒的第一功能，也是其首要责任。媒体应当最大程度地向大多数人提供有用、能够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使公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了解周围的环境。从这个功能来看，提供具有社会意义的硬新闻相对于花哨的软新闻来说更具有新闻价值”⑤。当社会需要某种舆论时，要及时引导，以唤起人们的热情，高扬社会正气。当前媒体尤其需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大造声势、营造氛围，大力宣传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新闻媒体之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还由于新闻的人民性与和谐社会的人本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的主体一样、目标一致⑥。

三、安全事故及媒体失责中的社会执行力对和谐社会构筑的负面影响

安全事故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极不和谐的因素，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社会执行力对和谐社会的良性推动，虽然被称作安全事故，但它并不代表个别案例，实际上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出现了“黑矿工”、“黑车”、“黑老大”、“黑官员”互相勾结，形成了黑色链条。这一黑色链条和我们的国家机器公开地分庭抗礼，黑色链条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进化得非常完善，使得我们国家的管理在这方面显得乏力。正如任世泽老师指出：如果政府的方向不变，还会出现类似事情，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思考，共同面对。究其原因，丁乐群等人认为：目前，我国的矿产资源处于“所有者缺位”的状态，于是它们被任期有限的“代理人”和“内部人”控制。“国家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就被“内部代理人”架空成“概念”。“官煤勾结”、权力和资本结盟，是导致煤炭生产领域险情不断的根源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转变尚未完成，还存在着许多过度干预经济的误区。再加上我国法律规范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对煤炭市场的干预和管制随意性很强，往往人为地创造大量的垄断机会和垄断利润（即租金）。由于权力运行的空间较大，能够决定矿主的生存及获利，致使不法矿主们心甘情愿地把部分利益转让给腐败官员。由于这种腐败和寻租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称之为寻租型腐败⑦。大家没有信仰了，假冒的东西太多了，道德丧失了，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思议的是，出面调查事实的是劳动保障部门，而不是司法部门，从此可以看出“非法用工”的来源。其实，每一次危机都是政府的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而此时的媒体在关键时候因为屈服于各种力量也变得哑火了，当政府的执行力已经演变为一种曲解政策、漠视政策，甚至不作为时，社会执行力会大打折扣；再加上媒体的受制因素过多，些许媒体规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或者对于问题的追踪不够深入甚至虎头蛇尾，于是各类“黑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社会执行力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在无形中延缓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影响了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每个人的福祉都受到了损失，这是我们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从社会执行力的良性互动入手，切实把社会各种力量融合到社会执行力这一点上来，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好充分的铺垫。

注释：

①莫勇波：《政府执行力：当前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课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②郑恒峰：《当前我国政策执行中的阻滞现象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9）。

③王春福：《公共精神与政府执行力》，《理论探讨》，2007（1）。

④王玮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心态和媒体责任》，《科教文汇》，2006（3）。

⑤杨金鹏：《重新拷问媒体的社会责任》，《声屏世界》，2004（8）。

⑥卢范生：《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新闻爱好者》，2005（9）。

⑦丁乐群、林新立、刘天骄、常冬玲：《基于寻租理论的官煤勾结行为博弈分析》，《煤炭经济研究》，2006（6）。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