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园园

“随队医生”是中国运动队中独有的一种职业。每一场比赛都是铁定的首发，却极少进入大众的视野

摄影：本刊记者/刘震

今年55岁的杜文亮是国家男篮的队医，从1997年调到男篮至今，不管队员、教练怎么调整，老杜从来没有缺席过国家男篮的大大小小各个集训、比赛。

老杜也是国家男篮长时间以来惟一的随队大夫。包括教练在内，目前中国男篮有25人左右，这些人是老杜服务的主要对象。

“随队医生”是运动队里很特殊的角色，他们是队员们最亲近的朋友，也是教练们最信赖的助手，却始终在金牌和荣誉的光环之外。训练场地和医务室是他们每天活动的主要范围。

“大家抬头看篮筐我看脚下”

一年之中，几乎所有队医在外的时间都在三四个月以上。只要队伍一集训，老杜的家就搬到了队里，虽然家在北京，但只能在周日晚上回家一趟。和队员们相处的时间，远比和家人的时间长。队员们见了老杜也格外亲近，“老杜，杜哥，大叔”叫个不停，老杜对这些称呼也很得意。

每天早晨7点，男篮队员们准时吃早饭，老杜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赶在上午的训练开始之前，给所有有伤的队员打好固定。队员们训练的时候，他要一直在场边盯着，以便队员有急性伤病时及时治疗，还要细致观察他们在场上的动作和发力。呆的时间长了，他只要一看运动员的动作就可以判断出个大概。和队员们朝夕相处，绝大多数队医都具备这样的“基本功”。

队员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到晚上是大夫们最忙的时候。“忙到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情。”杜文亮说，队里平均每天有六七个队员需要治疗。从1988年做队医以来，老杜在手法治疗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针灸、按摩很有一套。“第二天一见着(队员)，问怎么样？说好多了，这时候，我的心情特舒畅。比吃什么，挣多少钱都高兴。”姚明偶有回国打比赛，也会抽时间找老杜给按按，扎上几针。

这些还只是老杜常规的工作。作为队医，他还必须对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实时把握，哪名队员有什么伤，什么时间造成的，都要了如指掌。还要定期采集运动员的血样，得出他们身体疲劳状况和机能状况的指数。这些指标汇总完，提交教练组，作为教练安排训练的参考数据。

“比如，现在有的运动员刚刚打完联赛，没休息，伤还没有恢复，又到国家队训练了，这样我们就把报告上交教练，根据身体状况，建议这个队员需要调整休息几天；(或者)哪个队员可以给他上点力量训练之类的。但最终训练计划还是教练安排。”

对于乒乓球这样用脑比较多的项目，队医还多了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要定期给队员做脑电监控，看大脑的反应速度和疲劳程度，教练根据这些指标，安排训练量，调节训练强度。队医还需要根据训练强度，给运动员补充相应的营养品。

在中国篮球队的这十年，老杜看过无数场比赛，但杜文亮看球与别人不同，“队员跳起来上篮，大家都抬头看篮筐，进没进球，我就看他脚底下有没有人伸脚，一伸脚脚就崴了啊。”

老杜笑称，这是长期养成的职业病。只要一个动作做得不合理或者场上突然一个运动员倒地了，老杜就紧张起来，“问题出在哪了？如果是一个急性转体，就考虑是不是韧带拉伤了，是哪侧的韧带？两个队员撞在一起，是不是撞击伤，有没有扭伤？直到看到他的下一个动作，心里才踏实了。”

优势项目压力大

每个项目都会有几种常见的伤病，乒乓球和羽毛球在运动中出现急性损伤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长期重复使用特定的关节和肌肉，多以肩关节、颈椎、腰椎的长期疲劳损伤为主。但处理这样的慢性损伤同样不简单。

和杜文亮比起来，尚学东算是新生代的大夫，2003年6月他被调到中国乒乓球队当队医，之前一直是体育医院医生。尚学东说，在运动队里做医生和在医院里坐诊，完全是两种概念的工作，专科大夫一下子变成了全科大夫，从头痛脑热，到兴奋剂防治，内科、外科，甚至妇科、儿科的东西都要涉及。

“而且做了队医，责任心要求更大一些，压力也更大，每天面对那么多国家的宝贝，处理每一件事都得慎之又慎。”尚学东说。

运动员的伤病治愈远比普通人艰难，普通人治疗完了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而运动员多半是边训练边治疗，这样常出现反复重复受伤，会给大夫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去年年底以来，王皓的右膝一直是尚学东最担心的。膝关节软骨损伤引起的滑膜炎，致使右腿半曲到60度时，腿打软，有跪地的感觉，同时伴有关节肿胀，肌肉也有相应的萎缩，直接影响到了王皓正手攻球的威力。作为2008奥运会的主力候选队员，教练组对于王皓的伤病非常重视，巨大的压力落到了医务组的身上。

几经大医院骨科专家的会诊，5月份世锦赛在即，四位大夫最终确定保守治疗的8周恢复计划。现在，还不到8周，王皓的膝伤已经基本恢复，这让尚学东兴奋不已。他在运动队的4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病例都要经过这样曲折的论证过程，技术、经验和胆略同样重要。

羽毛球队队医李建平和尚学东是同学，两人几乎同时来到乒羽中心。李建平觉得，在优势项目里做队医，压力尤其大，不容有失。

最费劲的是大赛前期，要保障那几个重点运动员处在最佳状态，“整个羽毛球队90多号人，能出去参赛的只有少数几个主力队员。赛前队员要加量，加量引起的疲劳，就容易诱使旧伤复发。”

他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准备，了解清楚要去比赛的队员是谁，伤病情况怎么样。还要预测出队员的伤病会不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之内有反复。“我们一定要99%以上保证队员们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如果有一个运动员因伤去不了的话，就是工作做得不到位。”李建平说。

与运动员最近的人

队医们的角色很特殊，他们离运动员最近，也是队员们受伤时最能信任的人。“有些时候，队员在教练面前不会表达自己的伤痛，只有到了我们这里才会吐露一些真实的感受。”尚学东说。“乒乓球运动基数大，能打到国家队的都非常不容易。任何大赛都要靠竞争去选拔，只有战胜了对方，才能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时候，有些伤病都被他们给掩盖住了。”

医生的职责和与队员感情之间的矛盾，是他们常常面临的无奈选择。在男篮多年，杜文亮经历了太多这样的考验。“运動员都不愿意坐在场下，教练员一召唤，无论伤病多严重，他们也会很高兴上场，有的伤病忍忍就过去了，更多的却会更加严重。”有伤病特别严重的运动员，老杜会跟教练商量，权衡一下伤情和训练量。

刘国正的髌骨两次骨折应该算乒乓球队员中最重的伤。“刘国正不是特别外向的孩子，他第一次受伤时的痛苦表情，受伤坚持训练时候的那种龇牙咧嘴，腿疼得都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疼得叫两声。到现在拆掉钉子，重新拿起球拍的喜悦。这些我们都是亲身经历的。”尚学东告诉记者。

“我这里，就是运动员知心的场所，他们来了之后，劝解一下，给他们讲讲笑话，放松放松；治疗的时候，和他们聊聊天，争取尽快地让他们解脱出来。”杜文亮说。“国家队里小一点的运动员，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比较娇气，到了国家队之后，需要关心。训练过度疲劳之后，队员身体会有很大的反应，轻度的睡不着、吃不下、胳膊腿疼；严重的可能出现急躁情绪，训练中动作大一点，说话有点过火都是难免。”

全能不如专才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设立专职的队医”是中国的特色。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院长李国平教授介绍，直到1958年，我国才成立了专门的运动队医务机构。用李院长的话说，当时队医的处境是“三不管”：运动队、各中心和原单位都不管，地位低、待遇差，出了问题还得承担责任。那时的医疗水平可想而知。

到了2000年，体育医院成立之后，才有了体育医疗工作的全面管理部门。两年之后，出台了有关运动队医疗的第一个法则。

现在国家队里共有全职队医七八十名，其中有30名队医隶属体育医院，是医院分派到各队里去服务的；还有少数几个中心，如体操、射击和击剑中心有自己的队医编制。另外的约一半队医是各中心从社会上聘的人员，很多来自各个省运动队。人数最多的队里有五六名队医。

据李国平介绍，所有的注册队医都要求必须是医学专业毕业，临床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目前看来，队医的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背景有别，有科班出身，也有自学成才的。

以美国NBA为例，他们未设专职的大夫，但每支球队都有一个强大的后勤保障队伍，随队配备有专门负责包扎的固定人员、负责运动员训练后的理疗康复的理疗师、负责运动员的营养配给的营养师等等。每家球队都会指定各科医师，负责运动员的治疗。

相比之下，中国的队医更像一位大包大揽的“全能”大夫。此外，许多冷门项目队医匮乏，队员常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应对2008北京奥运，本就不“坚挺”的运动队医疗如何迎接更大的挑战？其他方面都万事俱备时，队医想要不成为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质和量的提高同样重要。